千古苍桑话硔王（一）
祭祀硔王
董辅王绿松石石质印章
　　“硔”，指锡的富矿，是个旧地区独特的称谓。“王”最早为中国君主的称号。“硔王”即对锡矿领域的开发占有绝对支配地位或有重大贡献的人。
    个旧历史上，“硔”用作“矿”的异体字或通假字，“硔”即“矿”，“硔王”与“矿王”实则是同一意义罢了。
    祭祀矿王，是个旧锡文化特有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的盛大活动。在个旧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的《历史背景》一书中，由原市级老领导政协主席张俊先生所写的《个旧历史上的祭矿王》的文章中说：“个旧历史上所祭矿王，先是矿脉龙王，后又增祭开山矿王，让我们基本上知道了祭祀的对象”。最早在《崇祀开山矿王序》碑文中也有记载：“个旧厂民之祭祀矿王，由来已久矣。而矿王卫定疆的推出，更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民国十九年（1930年），由云庙管事吴树槐等人，借建阳文学社设坛于五圣帝君神位之前，祈求神灵，设坛降乩，把一个史书无载、古迹无传的贵州省垣人卫公定疆，元末来个采矿殁于此地，年七十二未娶，因无子嗣，其生日为三月初六日，忌辰为八月十二日，其人一生正直，待砂丁宽厚和平，蒙上帝查有勋劳于世，封为开山矿王。此即辟为个旧锡厂矿王也。并于当年夏历三月初五，即：1930年4月4日，开始祭祀定名为‘开山矿王会’，会期三天，此活动延至1950年个旧解放后才停止。”根据这个记载，我们得出了这样的两个结论：一是矿王的产生，主要是卫公定疆，待砂丁宽厚和平、一生正直、敢于仗义直言，而且蒙上帝查，有勋劳于世，而获得“矿王”称号。其次，个旧正式祭祀矿王的具体时间为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4月4日起，到1950年个旧解放时止，整个祭祀的时间延续了20年。但遗憾的是，我们到目前仍无法得知，祭祀矿王的盛典为一年一祭，还是三年或五年一祭，规模有多大，具体祭祀的礼仪习俗是什么？这只有待后人去研究解读了。
    在《气质个旧》一书中，由作者陈丽娜所撰写的文章《硔王：与大锡唇齿相依的人》中说：“据传，元朝时期，贵州有个叫卫定疆的商人经商到滇池边，听说滇南盛产锡，于是携儿带女来个旧办厂。”此考证依据，不知从何而来？2005年“中国锡都·个旧首届锡文化旅游节”，在金湖文化广场上举行的规模宏大、富有古韵的祭硔王仪式，应算是历史的传承和光照后代的大典了。
    1989年10月22日至11月22日，在卡房黑蚂井89GHM1号汉墓中发现的董辅国绿松石印章，后经留日归来的文化艺术界人士段冰先生从中国文字的发展史和传统的书写方法进行研究后认为：应解读为“董辅王”。该印章略呈方形，丘状纽，边长1.7厘米，高约1.7厘米，从印章的形状和尺寸特征看，属民间印章而不是官印。而后从发掘的墓葬规格及随葬品中，证明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在卡房黑蚂井汉墓从1989年10月—2010年10月的21年漫长的发掘工作中，共发掘各种规格的汉代墓葬43座，从规格看，分大型墓葬、中型墓葬和小型墓葬三种。大型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带有长斜坡道，面积大多数在15平方米以上，个别墓还发现有封土堆，像2010年GHM19号墓葬中，基本都有熟土二层台。中型墓葬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一般不带墓道，面积大于6平方米，而小于15平方米，有的有熟土二层台，有的无二层台，只是直壁、斜壁或墓壁经过涂抹拍打。小型墓葬也都是长方型竖穴土坑墓，不带墓道，面积小于6平方米。一般直壁、墓壁都经过涂抹拍打，墓底与墓口尺寸相同。而发现董辅王印章的墓葬，属小型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残长250厘米、宽240厘米、深80—85厘米、墓向357度。墓葬北部挖矿时被破坏。有棺木、墓室东端底部有朽毁的棺木漆皮。随葬品置于墓主的东西两侧，其中，在墓室的西南角有数件漆器，可惜已经朽毁，无法取出。墓中的随葬品有石砚台两个、环首铁刀一把，董辅王绿松石印章一枚、侈口重腹单耳陶罐一个、侈口直腹双耳陶罐1个、残陶器两堆、敞口圆腹平底陶罐一个、五铢钱三小堆、铜管一个、铜带钩一个。
    据郝建平先生在《论汉代厚葬之风》文章中所说：“中国古人十分重视送死，从修建坟墓到对死者的装殓、送葬、埋葬、祭祀活动，形成了一套复杂的礼仪制度和习俗，而它们在不同时代又有着不尽相同的表现形式。”
    纵观中国古代的厚葬史，虽曾有过相对薄葬期，但它为时甚短，而厚葬是丧葬民俗中的主流。特别是两汉时期厚葬之风颇为突出，其不少做法为后代所承袭，影响达两千多年。
    汉代的葬具为棺椁，据已发掘的墓葬来看，各等级使用棺椁的层数为：诸候王和列候3—5层，中下级官吏及中小地主3—2层，庶民只用木棺，不用椁。
    看两汉丧葬，厚葬之风愈演愈烈，“至于富者奢僭、贫者单财、法令不能禁、礼仪不能止。”它既有历史传统的影响，也有现实的原因。首先，灵魂不灭观念盛行，认为人死肉体消失但灵魂不亡，仍能参与和影响人们的活动。这种观念一出现便迅速流行，为汉代各阶层所推崇，并与阴阳五行、谶纬、神仙方术等宗教迷信思想纠缠在一起，影响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祭祀也就成了一种经常性的活动。为能使死者能过上舒适、安稳的生活，厚葬就成为不可避免之事。真可谓“厚资多藏，器用如生人。”

千古苍桑话硔王（二）
三羊盒
“赵喜”篆书铜质龟钮印章
    儒家孝道思想，对汉代统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孝道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主要表现在厚葬之上，有书记载：“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摹效，以致发屋卖业。所谓丧礼孝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也，故如死如生，如亡如存，终始一也。”这一记载，更是把厚葬的形态，推到了极致。
    如此看来，董辅王墓属庶民墓葬，男性，享年不详，从随葬品看，家景一般，并不殷实，但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两方为长11.5厘米、宽4.4厘米、厚0.3厘米的长方形青石质的普通砚台随葬其中，但也无法判断其生前所从事的职业。从考古实物也无法佐证董辅王的官方身份。仅存的一把环首铁刀，残长25.2厘米，环首、直背、单面刃，刃锋部上弧，只可能是人在矿山的防身自卫武器，不可能是官方配发。
    2007年9月29日，在宝华山寺，新建的硔王殿旁的照壁浮雕上有一穿朝服、头戴法冠、外罩短袖长袍、束腰背手、长须飘忽的中年汉子，愁眉紧锁、心事重重，博山炉里焚香、长条案几的桌面上，摆放待批阅的竹简，一幅活脱脱的汉官形象，而在市中医医院旁的汉白玉照壁上的董辅王浮雕像则是头缠宽额毛巾，赤裸上身，身披S纹绥带，腰围长裙，大眼络腮八字胡，双手扶中空抖叉的少数民族形象。两个董辅王的浮雕像各有特色，艺术来源于生活，这个生活应当是在真实基础上的再创造。
前一个形象，忧国忧民，好似面对一个发展中的难题，在思虑怎样去破解，在考证怎样去发展；而后一个，则是一个有异域风格的外来民族形象，设计者的目的大概是以开放、兼容、和谐、发展为主题，画款提诗为：“董辅国，汉代开矿贲古，青铜文化南滇出，开山矿王董辅国，俑灯铜印举世殊。”从墓葬的长、宽和随葬品来分析，不可能埋葬高大的外来民族个体。
    谧美、赞颂之词，因为一枚印章的发掘出世，而不绝于耳。但是，不知何时，这枚印章竟然被抬到了“硔王”的崇高位置。就印章本身的质地来讲，很多作者所著的书中，说它是一枚刻有“董辅国”三字的铜印。为此，在这里慎重地更正，此印为绿松石质地，略呈方形，丘状钮，阴刻篆书“董辅王”三字，边长1.7厘米，高约1.7厘米。其实，按汉代官印的质地来分，绿松石石质印章，也不属于官印的范畴了。
    在吕宝善先生所著的《古滇国与董辅国》一文中说：“红河流域—个旧附近在汉代出现‘董辅国’是可能的，它可能隶属于‘滇国’。”而有的人则猜测说：“此铜印可能是汉代中原统治对云南边地派出官员之‘官印’等。”在出土随葬品的佐证下，这些说法只能是猜测，且站不住脚。在无实物佐证和典籍史料记载的情况下，凭一枚印封“硔王”，这可能是太想当然的结果了。
    如果按这样的说法，2010年10月下旬发掘的GHM29号中型墓葬出土的边长1.4厘米、高1.3厘米的铜质龟钮，阳刻“赵喜”篆书印章及GHM34号墓葬出土边长1.5厘米、高1.2厘米的铜质桥型钮无字印章，是否也应该凭印而封为硔王。
    就墓葬而言，它的规模比董辅国墓还大，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位于发掘区东北部，方向260度，开口于表土层下，墓口距地表深120厘米。墓室口为长方形，长380厘米、宽200厘米，墓坑深175厘米。墓内的直壁都经过多层涂抹拍打，墓壁十分光滑，最外面一层的生土壁则要粗糙些。填土为黄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土中夹杂有木炭屑，在填土中发现一件残陶器。
    随葬器物也比较丰富，出土27件（组），根据质地可分为铜器、陶器、铁器、石器。铜器有盆、簋、带钩、盒、驽机、箭镞、五铢钱、铜渣以及印章等，陶器大多为罐类，铁器有环首刀、夹等，石器为一套黛砚。其中，出土的一件铜盒，制作别致，器身刻有精美纹饰，器盖上有三只卧羊。陶罐等在墓室纵向一字排开，位于墓底北侧；铜带钩、铜印章、石黛砚等位于墓府中间，铜弩机、铜箭镞位于墓底东南角。另外，在墓底东部发现有剑鞘腐朽痕迹。
    2010年29号墓出土。口径9厘米、底径6.6厘米、通高8.5厘米。带盖，盖顶中央有一环耳，子母口，圆弧腹，圈足。盖顶铸造三只羊模型将器盖三等分。器表錾刻精美的神兽神鸟纹、三角纹等。
从规格看，赵喜墓比董辅王墓的规格还高，属中型墓葬；从随葬品分析，赵喜家境殷实、富有，生前可能从事过与冶炼行业有关的职业，但同样无法证明赵喜的官员身份。

千古苍桑话硔王（三）

宝华山寺浮雕上的赵天爵浮雕像

中医院旁的汉白玉浮雕上的赵天爵浮雕像
    在《汉代官印制度考述》的文章中记载：“官印制度是国家政治制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玺印的质地来划分，有皇帝玺印、金印、银印、铜印四个等级。在这四个等级中，又通过印钮、印文、形状分成出了若干等级。”如此一来，研究两汉的官印制度对深入了解汉代社会政治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
    从“赵喜”印来看，虽然为青铜质地，方形龟钮，钮上有穿，便于结绥随身佩带。但必竟尺寸太小，与官印还是相去甚远，而且官印只有官名而无姓氏，所以把此印定为实名私印还是较合适的。
    绥作为汉代官服的一个配饰，将印的等级以更加明显的方式表达出来，从绥带的长短、色泽等方面就可以直观地看出此官员的等级，如承相赐金印紫绥，太仆官吏赐银印青绥，太史令赐铜印黑绥。
    从黑蚂井发掘的墓葬看，随葬品中有铜渣、铅饼，还有铸成后未经打磨、且无使用痕迹的刻有精美纹饰的铜带钩，在该村以东卡房陡牛坡村发现的2万平方米的古冶炼遗址，还有在倘甸砖厂出土的“大泉五十”青铜铸币合范，说明了在汉代该地区采矿业的繁荣和发达。有汉代的官吏管理也在情理之中。
    从汉朝官员的分管职责看，黑蚂井地带最多只会分设考工令：分管制做兵器、弓弩、刀铠；尚方令：主做器物；钟宫令：主铸钱币。这些官员的最高级别为从六品上，最低为正九品下。
    如果凭印就封“硔王”，“赵喜”是否也应该跻身在汉代硔王之列，和“董辅王”一起共享“硔王”的尊位呢？
    而另一个“硔王”赵天爵，在《新篆云南通志》以及个旧宝华寺碑记中均有这样的记载：“赵天爵，字维修，清康熙时人，原籍通海县，世居个旧为开天辟地之办矿者。彼开办闵家洞，前后垂三十六年之久，惟前十八年仅获瘦塃，广折不堪，家私典质殆尽，以为供应，并劝工人离散，而工人感赵公之恩遇，皆依依不忍离去，赵公此时穷途潦倒，深受窘迫。于枕畔寻得铜钱数十纹，私自逃亡。不意工人在硐内挖获旺矿，及遣人四处追寻。赵公行经宝华山庙前，遇大蛇阻路，公惊骇，昏绝于地，追寻者适得截之，告以挖回旺硐，不信，二人强架行之，迨返抵硐中，果见旺矿叠叠，大喜过望，加紧开采，所获愈丰，均系大块净块……由是赵公积资巨万，遂成一大富……公致富后，年已衰老，乃停止办厂，以所蓄修建宝华寺……后人感念公之德行，铸其铜像，祀于庙中，供人瞻仰，尊之为赵老祖公。”我市著名作家段锡先生在1990年《个旧文史资料选辑》第九辑中《个旧矿史溯源》一文中也把赵天爵厚待砂丁、开矿致富、回报乡梓的事迹说得很清楚。
   “三硔王”中，元代卫定疆的情况和赵天爵大致相同，在《崇祀开山矿王序》中记载说：“为人一生正直、待遇砂丁、宽厚和平、有勋劳于世。”简单明了，无具体事例。不像赵天爵事迹清楚，形象丰满，性格突出。
    谁是真正矿王？在《开在大锡额头的荞花》一文中说：“历史上，有突出贡献或最早开拓项目者，也会被皇帝封为王，有的当时未被封王，后人为追认其功，民众也会把他们尊为王。如战国时代李冰父子治水有大功，在四川岷江流域建设了很多水利工程。其中以都江堰最为著名，由于李冰当时只是个太守（相当于三品官，省长的职位），并未被皇帝封王，而后人尊他父子为王，在都江堰旁沿山建二王庙，以示崇敬。”
    这就让我们知道了，首先封王的权利在皇帝，如刘邦分封诸候为异姓。其次由民间认可，而民间认可的事迹在于对乡梓、对民众有大贡献。
    而上述“三硔王”的认可过程，据王锡庆先生在2003年所著的《锡都史艺文集》中《个旧三代矿王之由来》一文中所说：“经个旧市政协组织了一次由有关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上，统一了观点，达成了共识，定董辅国为个旧第一代（即汉代）开山矿王，卫定疆为个旧第二代（即元末）矿王，赵天爵为个旧第三代（即清代）矿王。”

千古苍桑话硔王（四）
宝华山寺卫定疆浮雕像宝华山寺卫定疆浮雕像
    随着考古物品的逐一问世，以及对锡文化研究的深入和对现有材料的剖析，矿王或硔王的称号确定在他们身上，是不太合适的，不论从他们本身的事迹和产生的程序和影响，都远远达不到封“硔王”的程度。
卫定疆是由相当于民政局的民间组织管理科所管辖下的社团组织——个旧建阳文学社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祈求神灵、设坛降乩，“蒙”关圣、文昌等玉帝君“传谕”产生。
    降乩，又称“扶箕、扶鸾”，是道教一种通达神明的方法。扶乩时，神人相通，仙真通过乩手以文字向信众传达讯息。
    乩由乩盘和乩笔组成。乩盘是一个约半平米大小的木盘，里面盛着细沙、乩笔的则是一根分叉的树枝，枝分两极，在分极的地方凿一个孔，在垂直的方向再插一根小木棍做为乩笔。扶乩进行时，正副乩手分站左右，闭目存神，报字、录文，平沙各一人，共同合作进行。乩手要求严格，必须为入道多年，心沉而静定的道长。历代扶乩，有金、木、水、火、土等各种类型之乩，但现今多已失传。
    从整个设坛降乩的场面看，我们无法感受到尊“卫定疆”为矿王，却显然产生了历史的英雄神话神彩的气氛。
    从州级文物保护单位宝华山寺的浮雕看，布襟束发，圆领短袖套长衫，手拿尖角长锤，基本符合传说中的卫定疆形象。
    而中医院旁的步行街汉白玉照壁上的卫定疆则是头戴翅叶官帽，身材伟岸高大，两目圆炯，气定神聚，身穿锦绣宽袖长袍的官员形象，诗曰：“元代锡业再兴旺，黔省人士卫定疆，终身办矿古臼厂，后人敬仰尊矿王。”则与事实相去甚远了。
    不管是宝华山寺浮雕上的赵天爵，还是中医院旁的汉白玉浮雕上的赵天爵，这两个形象均为清代民间人士，头上垂长辫，短襟长衫，较为民众所接受，心目中的赵老祖公就是这个样子，诗曰：“清代通海赵天爵，倾其家产开矿山，所获千金尽建寺，三代矿王美名传。”基本上所陈述的就是记载中的事实了。《宝华山寺记》：“地以人传，人亦以地传，宝华山若无赵天爵，则此山之景不出；赵天爵若无宝华山，则善士之名亦不彰。”
    在此基础上，又有人提出，在锡都历史上做出过杰出贡献的陈鹤亭、缪云台、吕冕南也应该尊为矿王，把“锡都三矿王”和“锡都三杰”合称为“锡都六代矿王”。
    那么，是否锡都“矿王”的排序，还要从远古的各个朝代去探寻、去推断呢？
   “王”：最早为中国君王的称号。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及天子所封列国诸候也称王。王成为皇族或功臣最高的封号。如：郡王、藩王、亲王等。
    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在其所著《说文解字》中说：“王，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划而连其中渭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入王之属皆从王。”
    由此可见“王”的神圣、以及“王”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
    2005年中国锡都·个旧首届国际锡文化旅游节新闻发布会上，时任中共个旧市委副书记的王丕勋同志代表中共个旧市委、市政府向中外记者发布：“硔王是一个集勤劳智慧、开明进取、仁厚守德、坚忍执着、百折不挠等美德于一身的锡都人民敬仰的开矿者形象，不仅仅指哪一个具体的人，而是所有劳动人民的化身和象征。”这就权威性地把“硔王”的身份定位在了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人民创造历史，劳动开创未来”的指示上了。
    锡都的历史文化和辉煌是千万个劳动者共同创造的，他们每一个人，以及更多还在各条战线默默奉献的劳动者，都是层出不穷的新“硔王”。若还要去历史的研究中定位“硔王”是哪一个具体的人，意义已经不大了。
    与此同时，对于锡文化的研究，应该从表面现象中去探究、细微中寻踪迹，从大量的考古材料中去辨真伪、明是非，按历史的发展脉络和纵深，从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结合各学科的研究成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大胆假设、细心求证，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