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苏雅中国行：百年前的云南社会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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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99年10月，一个42岁的法国人，带着7部相机和大量玻璃干片(1885年才问世)，历时11个月后终于抵达了当时的云南府城——昆明，开始了他对这个城市巨细无遗的注视。在此后的将近5年时间里，他阅尽了这里的山川湖泊、城镇乡村、街道建筑、寺庙道观，也包括上至总督巡抚下至贩夫走卒、乞丐犯人的各色人等，以及发生在这里重大或日常的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将目光所及的一切尽量地凝固在了他拍下的照片里。他当时可能不会想到，这些照片百年后将成为亚洲最早、最完整地记录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社会概貌的纪实性图片；在他于1904年面对“变得如此熟悉”的景象无限伤感地说“永别了，云南府”时，可能也不会料到，在他进入中国生活长达10年之后，中国也将进入他整个的后半生，使他永不能忘怀。
    这个法国人就是奥古斯特·弗朗索瓦(中文名字方苏雅)。
    奥古斯特·弗朗索瓦，1857年8月20日出生于法国洛林地区一个呢绒商的殷实家庭。15岁中学毕业时，父母死于肺病和伤寒而成为孤儿。中学毕业，他参军入伍。由于所在部队政变失败，改学法律。
    1880年，被省长比胡收为义子。同年把他引荐到外交部工作。
    1893年，任法国外交部长私人秘书。
    1895年12月23日，任法国驻龙州（今广西龙州）领事。在龙州时，他认识了一名姓苏的中国朋友(苏元春)，姓苏的中国朋友按发音给他取了个中文名字“方苏雅”。他从此沿用此名，还刻了一方印。
    1899年12月15日，方苏雅任驻云南府（今昆明）名誉总领事兼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他喜欢摄影、游历、考察，曾游历贵州的安顺、贵阳等地，并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还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沿途见闻，当地的彝族和藏族，以及人背马驮茶叶、马帮等照片，写了大批日记。他游历时，准备了12只箩筐来运玻璃底片，还用油纸粘上牛血来包装，以防雨淋湿。旅途中，他总是随身带着地理工具，如六分仪、圆规、气压计、指南针。遇上崎岖的道路，他认真作文字记录，并在纸上画路线图。他认为画图、绘地形、拍照三者互不妨碍，且还相得益彰。方苏雅喜欢中国的街道，认为那是中国人生活的舞台，穿着干净、打着太阳伞的官员，形形色色的商人、小工匠，肮脏的乞丐等都出现在这里，有时还在那里进行审判，在公共场所执行死刑、检阅军队和招募民兵。这些，方苏雅都进行了分类拍摄。
    方苏雅时代的中国，各地都有“官府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府”的怪圈，因此经常出现官府与洋人互相借力的情况。实际上，方苏雅曾从官府手中救下其前卫队长的性命，而这支官府派出的卫队也数度帮助方苏雅从民众的包围中脱险。
    1900年3月，兼任法国驻云南蒙自领事。当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40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愤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这便是著名的昆明教案。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云贵总督丁振铎的保护下全数撤离。撤离途中，他的车队被袭击，装在箱子中的日记和所有的玻璃底片荡然无存。所幸的是这之前，他已洗印出一些照片。
    作为一个殖民外交家，方苏雅是法国殖民外交政策的积极推行者，他所到之处与中国地方高级官吏交往很深，尤与广西提督、抗法将领苏元春交往甚密，结为兄弟，于是，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昆明教案中方苏雅轻易得到了清军的护卫，从家撤离。这从一个局部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的主要特征。
    1903年，昆明教案终以允许英法合办公司开发矿产、向法方赔款白银12万两告终。
    1904年滇越铁路破土动工，1910年建成的滇越铁路全长850公里，其中在云南466公里。在一份法国政府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滇越铁路不仅可扩张商务，而关系殖民政策尤深，宜控制铁路修建权，以获大量的矿产资源。”方苏雅正是带着这样的使命来到云南。滇越铁路修建期间，大约有6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
    任满回国后，他与妻子马尔芒女士到了乡间，在一座名叫“小中国”的庭院里隐居，直至1935年病逝。他没有儿女，留给夫人的是装在一个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国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照片。这些照片在他回国后本应上交法国政府，但由于与政府的积怨和对中国的感情，他把这些绝版照片隐藏了下来，密不示人地一放就是大半个世纪。1985年，年事已高的马尔芒女士将这些遗物分成4类，分别赠送给4个国家博物馆。但是遵照丈夫的遗嘱，她没有把已制作出的照片和16毫米31分钟的纪录片送出去。
    1989年，110幅玻璃底片制作出的照片开始了在欧洲的巡回展出，并引起轰动。根据部分照片、书信整理的画册《领事的眼光》出版了。
1997年，昆明青年殷晓俊、罗庆昌得知此事。两人倾其所有，几度赴法，翻拍了600多幅照片，将其带回祖国。
    1.身着龙袍的方苏雅(1900年)，曾有人怀疑方苏雅穿的只是一件戏袍，但这确实是安南(今越南)皇帝的皇袍(现存于巴黎人类博物馆展览)，样式与中国的很接近。从普通照片的角度来说这不算一个好创意，因为尽管方苏雅一向认为他的胡子能“增添威严”，但在这张照片里增添的却是喜剧性，用他的方式来说，也许是“如果在马戏团里出现准会获得疯狂的喝彩”。
    2.揉茶者(1896年，红河)，这种传统的工艺方式今天已少有保留。图中的磨式工具是用木制或篾制的，当时用于碾谷糖或揉茶。这种纯天然方式加工出的茶末与钢铁机器的产品有多大差别，完全取决于人们的生活哲学和宣传程度。图中的操作者没有这些考虑，他完全协调地投身于简单的劳动之中。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茶叶曾作为东方高度文明的产物流入西方，最后，由一个法国人最先用相机拍下了它的制作过程。
3.三人轿夫(1896年，红河)，从照片中看不出中间轿夫起什么作用，也许他只是个替补者，但眼下他的姿势在加重另两人的负担。无论如何这是个辛苦的职业，而轿中的人往往也并不舒服：如果爬坡，两脚就会悬空，身躯后仰不敢动弹；下坡时则要用力用膝盖和手撑着轿子的隔墙，以免从门口溜下去。此外官人和妇女都要紧闭门窗，不能沿途观赏。从今天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种折磨，而方苏雅则认为这“像是为适应在汹涌波涛中航行而做的健身运动。”
    4.摔跤斗士(1898年，河口)，这是方苏雅照片中仅见的反映中国民间从事运动的一张。从照片中围观人群的装束来看，拍摄地应是苗族或壮族聚集地。如果说体育是人强壮和富裕之后的一项运动，那么这张在烟毒泛滥、国家贫弱的状况下的照片难得也是正常的。其实体质的羸弱倒在其次，了无生气、神情木然的观众所呈现出的精神面貌尤刺人心。比较有趣的是，两个摔跤斗士在下体所缚布片的样式与日本传统相扑的装束十分酷似，其中的原因何在，不仅日本人，大概所有研究、喜爱人类学、民族学的人士都有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