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器文化
锡器文化
继承锡文化的悠久传统
发布时间:2014-12-18点击数:3164
继承锡文化的悠久传统 开创锡都的光辉未来
锡矿是中国最早实施工业开采的矿业之一，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大锡的熔点很低，便于冶炼，甚至用柴薪木炭都可以冶炼，"锡"字乃"金"加"易"，本义为易炼的金属，所以炼锡业，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冶金业之一。许多学者认为，现今遍布世界的各种冶金熔炉（高炉、平炉、电炉、转炉等）的鼻祖，便是中国人使用了数千年的坩锅，最早用耐火土烧制而成，以风箱为动力，柴枝草棍为燃料冶炼某些熔点低的金属，所以大锡熔炉也是我国最早的熔炉之一。锡铜合金--青铜，继石器时代之后，创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青铜时代，并且持续了1500多年，才被铁器时代所取代。但青铜器在铁器时代依然存在，只不过是退居次要地位而已。青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之一，其延展性强，硬度强，而且不易被氧化。锡铜合金--青铜哺育了人类，发展了文明，创造了历史。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促进剂，功德无量。
大锡及青铜器，也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最早作交易的原料与产品。在中国国内外以及中外的物质交流中，曾先后诞生了"丝绸之路"、"珍珠之路"、"麝香之路"、"瓷器之路"、"毛皮之路"等交通要道。国外许多学者也曾提出过，其实存在最早和延续时间最长的还是"大锡之路"，或者被称为"金锡之路"。中国的锡产品和锡文化，不仅通过这条路外传，而且到了晚期，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锡产品与锡文化，也反向传入了中国，产生了双向交流的新动向。历史悠久和双向交流，又成了大锡之路的鲜明特征。
云南个旧是世界公认的"中国锡都"。在20世纪20年代，个旧的锡产量曾占中国全部产量的83.65%。滇、湘、粤、桂四省的锡储量，占全国的90%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大锡或个旧锡占全国保有储量的31.46%，云南个旧与广西大厂两矿就占全国总储量的50% 。由此可见个旧"锡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追溯大锡的历史，探讨大锡之路的运作程序，规划个旧大锡业的未来，这是落在云南省与个旧政府、全国产业界和学术界身上的一项艰巨任务。笔者不揣浅陋，也提出自己某些不成熟看法。由于大锡在历史上的命运，始终与铜的命运密不可分，故本文也将大锡和铜结合起来论述了。
一、大锡的广泛用途、神秘起源与大锡之路的历史阶段
①大锡产品伴人类文明4000多年
自上古时代以来，大锡的主要用途便是制造青铜器。由于锡与铜矿石易采易炼，青铜器坚实耐用，又受氧化侵蚀，又易于造形，可雕、可塑和可铸，而且还可以反复翻修、加工和再利用。人类从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形成了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古代的祭祀与兵戎，均与大锡和青铜有关。大锡关系到了国家的兴盛衰亡。多家学者研究证明，中国夏商周三朝的24次迁都（夏8次，商12次和周4次），均与旧有铜锡矿藏资源的枯竭与探寻新矿源有关 。
一讲到锡，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中国的青铜器。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认为，迄今已经发现的中国青铜器的数量，相当于世界出土青铜器数量的总和；已经发现的中国青铜器的种类，也是世界上出土青铜器种类的总和。中国青铜时代的辉煌延续了1500年，约占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历程的三分之一。张光直先生进一步作了深入研究并且得出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精彩结论。青铜器的"核心在于权力的转移，并提到对山川矿藏的控制。占据这些神圣的青铜礼器。就是为了使帝王的统治合法化。青铜礼仪是明确而强有力地象征着财富，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财富，并显示了财富的荣耀；它们象征着盛大的仪式，让其所有者能与祖先沟通；它们象征着对金属资源的控制，这意味着对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和对政治权力的独占。……对于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青铜器等于中国政治权力的工具"。
青铜器主要供王宫及贵族作祭祀用，作陪葬品用，作日常生活用品，制作艺术品和摆设用品。但它们也逐渐渗透进了平民的生活中。此类青铜器不但数量多、体积大，而且陪葬品又使许多青铜成了一次性用品。自上古时代起，青铜器使用的锡与铜的数量已经相当大了。
青铜器的第2种用途是制造兵器。中国古代的兵器，在使用铁器之前，主要也是用青铜制造的。中国的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帝国、汉代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战争频繁，规模宏大，少则有数万士兵，多则几十万，乃至上百部军队投入战斗。究竟需要多少青铜来制造兵器、甲胄、兵车和军乐器，很难计算，其重量可能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在秦统一六国时，手持青铜兵器的秦军，甚至战胜了已经部分使用铁制兵器的中国东部诸侯的军队，形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以落后胜先进的最大战例。
青铜的另一种用途是宗教方面的。除了上文提到的祭祀和陪葬品之外，还有各种宗教场合（佛寺、教堂、清真寺、道观、祖祠、神庙等）的法器、灯具、用锡箔制造的各种冥币、元宝、人像与动物像、房间、家具、明器及动物模型。由于中国地大人多，宗教信仰千差万别，宗教笃信历史悠久，所以在这方面的用锡量也多得惊人。
青铜还是我国古代铸造乐器的基本原料。具有悠久黄钟大吕传统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用途也很多。铜鼓、铜罄、青铜编钟和排钟、钹、跷、锣等等。青铜对于中国礼乐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
大锡还可以做为货币使用，或者是用来铸币。我国历史上存在过锡币，青铜也被用来铸造铜钱。许多银币中也被掺入了锡。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在满喇加（马六甲）国发现过锡、锡币和锡制品："土产……花锡之类……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王令头目主之。差人淘煎，铸成小块输官，每块重一斤八两。每一斤四两者，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 。
到了近代，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某些精细商品交易的发展，特别是中外茶叶、药材、药品和香烟交易成倍地增长，锡箔又成了这些商品的重重包装物，以防商品发霉、虫蛀和走味。其中以茶叶的外铅皮内锡箔的包装需要量为最大。详见下文论述。
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大锡又成了合金业、电镀业、焊接业和IT业的重要原料。这方面的需要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要求也很高。如IT业的诸多产品，其成功与否，焊接技术起着关键作用。从航天器到巨轮，从日常生活用品与工农业生产设备，对锡的需要也越来越多。
②中国大锡矿藏及冶炼厂的分布
中国锡矿的分布地域与大锡的冶炼或铸造地，也就是古代青铜器中锡的来源问题，已经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令人难解的神秘问题。中国青铜器的使用地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长江流域的四川与湖北诸地。现今收藏的和已出土的青铜器，大都集中在中国的北部与中部，近期才在西南部有了重要发现。翁文灏于20世纪20年代就认为，我国锡矿主要集中于云南、湖南、广东和广西四省。云南等四省的锡矿储量占全国已知储量的90%以上，云南个旧锡矿就占83.65% 。这也符合锡矿成矿和储矿的规律--它们一般均位于赤道附近，距南北回归线的两侧不远。云南省地处北纬22-28°之间，个旧地处北纬23-24°线之间。按照世界地理学准则，南北回归线两侧各23°27′的地带为热带。故个旧亦属热带，属盛产锡矿的地域。
童恩正先生曾斩钉截铁地指出："无论经文或先秦典籍，都不能证明中原产锡" 。廖苏平先生又认为，"考古专家认定，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青铜采冶遗址"。"由此可以推断，铜岭青铜冶炼场所用的锡石，有可能是来自德安彭山地区，甚至中原地区古代青铜冶炼场所用的锡石，也可能是来自江西德安彭山地区。因为，在古代锡矿石不可能从遥远的云南省个旧锡矿输入" 。我们应如何在铜矿和锡矿的矿址、铜与锡的冶炼场和铸造厂、青铜器的发掘出土地之间，找到一条令人信服的连线，找到大锡的传播之路，就是解开这道难题的钥匙了。李学勤先生根据南方于上古时代产铜和锡等事实而指出："传统观念以为南方长期在文化上落后于北方，实在是一种误会" 。李承祖先生指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南方的文明程度，并不比黄河流域逊色" 。四川广汉三星堆和金沙大批精美青铜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西南的古老文明，也不比中原地区逊色。四川青铜器的出土，可能会在滇桂金锡、江南金锡、吴越金锡与黄河和长江流域文明之间的联系，找到一条通道，为"金道锡行"找到另一条道路。解决了大锡在中国的生产地域和传播路线问题，便会将中国古代的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晋陕豫为代表的黄河文化、以四川广汉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以云南晋宁石寨山为代表的古滇文化联系起来，形成整体上的中国古代文明。
据裘士京先生根据最新统计资料证明，我国目前的锡矿分布在15个省和自治区中，覆盖了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北方惟有内蒙古自治区一家。笔者根据裘先生的研究成果编制下表：
省份 保有储量（万吨） 占全国保有储量的比例（%）
云南 128 31.4
广西 134.04 32.9
广东 40.82 10
湖南 36.25 8.9
内蒙 32.87 8.1
江西 26.04 6.4
其中云南和广西的锡储量，又集中于个旧与大厂两矿，它们便占据了全国总储量的50%，其余各省或自治区的拥有量很少，甚至难达开采规模。中国锡矿以原生矿为主，占80%，沙锡矿占16%；共伴生矿为多，单一矿只占12%，以锡为主的矿占66%，伴生锡矿占22% 。所以，中国大锡的开采与冶炼，始终与铜、铅、锌、银等矿共生或伴生。
我国卷帙浩繁的古文献，对于锡的记载，既非常丰富，又历史悠久。
《山海经》中收录多条有关锡的最早记载。它们可能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大锡历史文献。"龙山……其下亦多锡"；"灌山……多白锡"（《中次八经》）。"婴侯之山……其下亦多锡"；"服山……其下亦多锡"（《中次十一经》）。《山海经》地名甚难稽考，扑溯迷离，但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地名都位于古荆州的西部，很可能是指云南和广西一带。《周礼》中有"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地官·矿人》）；"其利金锡竹箭"和"其利丹、锡、齿、革"（《夏官·职方氏》）。"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考工记》）。《尔雅·释器》中有"锡谓之鈏"。《尚书·禹贡》中也有"……厥包桔柚锡贡"。《战国策》中有"破堇山而出锡"。《越绝书》中更有"赤茔之山，破而得锡"的记载。此后，中国历代正史、笔记、方志中有关大锡的记载更是汗牛充栋，俯拾即得，本文不再一一赘述了。
对于云南锡的记载，据段锡、王丕勋和余春泽诸先生考证，最可靠的早期记载应追溯到《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改滇王国为益州郡，"中有贲古县，其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南乌山出锡"。据他们考证，其中的"贲古"应为今之蒙自、个旧一带。个旧锡矿始采自西汉，崛起于清代，鼎盛于新中国成立后，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这样悠久的历史，在世界采矿史上也是难觅其踪的。"锡都"的美名不仅缘起于其生产规模，而且也应归功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
大锡在世界范围的流通，也有许多谜团。大锡之路确实存在，只是许多细节尚不明确，其具体路线尚待勘定。中国上古时代的青铜器，就已经在中国周边地区广为流布。在南亚、东南亚、中亚和朝日等地区与国家，均已发掘出土过中国青铜制品。这是大锡之路的雏形期。
大约从公元6-7世纪开始，首先是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世界的商人东来，寻求大锡。他们的目的，也无非是宗教与战争。穆斯林清真寺中的大量灯盏、烛台，基本上是锡制品。波斯-阿拉伯骑兵部队的兵器、马衣和马具亦为大锡制品。这是大锡之路的形成期。
自16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他们在海外四处寻找黄金、白银、铜、锡等矿产品和其他初级工业原料，出现了一次"淘金寻宝热"。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合金业、电镀业与焊接业的发展，更导致了西方疯狂的掠夺东方和拉美（巴西、玻利维亚）的锡矿资源，从而促生了大锡之路的兴旺发达期。
在远东地区，自18世纪以来，基本上是英法两大殖民列强在争夺资源、产品和市场。英国将缅甸和印度作为其在远东的鸦片种植园，其所产鸦片，又都被转销于东亚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英国利用从鸦片交易中赚取的巨额利润，大肆采购中国的丝绸、瓷器、中药等生活必需品。法国不甘落后，依靠它在印度支那的势力，而力图将中国的云南（也包括广西和四川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鸦片种植园，以与英国人竞争和抗衡。英国将锡兰改造成了它在远东的茶叶种植园，以摆脱用大量白银采购中国茶叶的窘境，并将其所产茶叶销往亚非其他地区，从而赚取外汇。法国也瞄准了云南的滇茶，企图将云南改造成法兰西的茶叶生产基地，与英国人一比高低。西人东来，也寻求香料和香药，特别是麝香，还踏出了一条麝香之路。我国麝香的产地主要在西藏，但英国人依靠他们在印度的势力，基本上垄断了西藏麝香的交易。法国人也被迫在云南寻求麝香，千方百计地企图将云南变成一个香獐子的养殖场。至于大锡，法国人参与对个旧锡矿的开采与冶炼，也是与英国人竞争的结果。因为亚洲另一个大锡生产的重要中心是马来半岛和印尼，特别是巽他群岛（Sonde）、班加岛（Banka）和苏门答腊（Sumatra），那里生产的最上乘的大锡是班加锡。英国人基本上控制了这些锡矿。所以法国才不惜投入重金，开采云南个旧的锡矿与其他矿产，而且个旧锡在当时就较马来锡优质得多。法国于1889年在蒙自开关，从1903年起修建滇越铁路，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开采个旧的大锡矿。
由于英国人当时扼住了远东海上贸易运输的咽喉-马六甲海峡，并经那里将马来和印尼大锡销外世界各地或运回国内。法国运输个旧锡矿和大锡，只好被迫走过了一条奇怪的迂回之路。他们先将大锡及其矿石运到曼耗，再经红河或滇越铁路运往越南，特别是北圻（东京湾）和海防诸港口，其后再从那里转运香港，推销于世界市场。大锡之路，于此时便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由于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述大锡之路，故不再于此泼费更多笔墨了。笔者希望通过扒梳外文史料，来阐述外国人对云南个旧大锡极其相关产品的调查、开采和营销，从而探讨大锡之路的国际走向。
二、外文史料中有关个旧大锡与大锡之路的记载
在这方面，笔者首先要提到法国里昂商会1895-1897年中国考察团，对个旧大锡及其相关产品的记述 。
在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及其附件《另约》和《议定专条》之后，法国政府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中国大市场、资源以及中法贸易的前景，这也是法国政府在亚洲所关注的一大焦点。当时中国共有3.5-3.6亿人口，基本上与整个欧洲的人口相当；中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稠密度为80人，而欧洲只有40人。19世纪后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与中国有着2300多公里的边界（从湄公河畔到芒街）。法国于1843年就曾向中国派出过由拉萼尼（de Lagrenée）率领的第一个使团。法国里昂与远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港之一。中国上海于1897年出口的生丝包中，便有36862包被送往法国里昂。鉴于这样的背景，法国政府便委托里昂商会派遣商务考察团赴华。法国里昂商会与法国的其他的商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它共邀请12个商会（巴黎、鲁昂、埃彼纳勒、兰斯、圣埃蒂安、勒阿弗尔等重要城市）各自以派遣特别代表的方式，参与中国商务考察团的工作。其中马赛、波尔多、里尔、鲁贝、罗阿纳等5个城市的商会给予了这次考察必不可缺而又可贵的帮助。
里昂赴华商务考察团中包括丝绸、丝绸纺织和丝绸印染专家。杜克洛（Duclos）是毕业于圣埃蒂安矿业学院的学生，系冶金与矿业方面的代表。斯库尔弗尔（Sculfort）是里昂地区的商务总代表。维亚尔（Vial）和瓦尔斯（Waeles）是北方工业界的代表。
这是一项"国家企业"的考察活动。法国外交部指令在华居住30年的法国驻蒙自领事弥乐石（Rocher）领导考察团。因为弥乐石曾多次赴中国内地旅行并精通汉语。法国外交部给予这个商务考察团极大支持。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nguste Gérard，1852-1922年，1893-1897年任驻华公使）通知法国驻九江和汉口领事哈士（F·Haas）、后来继弥乐石任法国驻蒙自领事的喇伯第（Dejean de La Batie）及其办公室主任鲁鼐安（Launay）等人都给予鼎力支持。法国外贸部长安德烈·勒本（André Lebon）和殖民地部长都全力以赴地支持。法国海军部指定一名医生德布伦（Deblenne）陪同考察团，负责他们的健康问题。
法国里昂商会派团不远万里赴华的目的很明确。其第一项计划就规定：里昂商会赴华商务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考察中国与印度支那毗邻省份（桂、滇、粤）以及四川省的经济和商业资源，仅限于追求法国的公共利益和法国殖民地的扩张目的，不允许考察团成员自己及其顾主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总而言之，其目标是"在法国殖民地与中国之间建立贸易联系"。其中有一位水师专家彼埃尔（Pierre），负责考察红河流域，以方便与印度支那的江河通商。他们的第二项目的，便是考察中国的大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的经济与商业价值，特别是其养蚕缫丝、种植茶叶和开采锡、铜矿的能力。他们还要考察如何将川、滇和桂三省与法国在亚洲的直接商业或政治势力范围联系起来。
该考察团于1895年9月15日从马赛出发，于10月间先后到达西贡，考察了从西贡至北宁一线。1895年11月间，考察团从河内到达中国云南省的曼耗。同年12月期，他们从云南的蒙自，经阿迷州和通海而到达云南府。1896年1月，他们从云南府出发，在杨林分成两组。一组由弥乐石率领，另一组由贝尔尼埃率领。前一组从东川府到达昭通府，再赴四川成都；后一组则到达贵州。直到6月间，第一组才经汉口赴上海；另一组则到达四川松潘地区。两个小组最终于8月间返回西贡，9月间回到马赛，顺利地结束了这次考察。
根据法国里昂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当时云南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品，主要有6大类：矿产品、鸦片、茶叶、麝香与皮货。
云南的第一类产品是其矿产品。矿产过去曾是云南的主要财富来源。根据杜克洛先生的现场考察，云南蕴藏着几乎是当时世人能知道的全部矿藏。其中的铜和含银铅矿的储量很大，同时还有铁、锡、锌、镍、汞等矿产品，最后是储量极大的煤炭。不过在1855年左右，所有矿藏的开采量，均不如过去那样繁荣兴旺了。
至于个旧的大锡，每100斤锡可根据不同质量而售价11-21两白银。个旧有相当数量的大锡被当地官吏们作为营业税而征收。清政府为个旧锡矿大锡的出售，专门制订了官方条例。一等锡表面很平滑，具有金色的闪光条痕，其断面似银。每1000斤（中国的每斤金属锡相当于604克）价值190两白银。二等锡在冷却之后，具有带金色条纹的巨大花枝图案，其断面不及一等锡那样清晰和光亮，每1000斤价值170两白银。三等锡冷却后的表层具有不太明亮的细树枝状，其断面灰暗无光，每1000斤价值150两白银。四等锡冷却后的表面具有蝇翅状和芝麻花状花纹，断面更加暗淡无光，每1000斤价值120-130两白银。由此大锡的这种花纹图案，所以大锡又被称为"花锡"。国家不允许产自个旧锡山的大锡落入私人手中。所有被用于当地消费或输出的锡，都必须经过矿务局矿监之手。由该官吏核定的重量和质量，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被奉为合法和最标准者。在矿山中，习惯上使用的重量单位，要比法定的重量重20%。锡锭一般重100斤稍多一点，25个锡锭形成了一张或2600斤。任何采购锡的人，都必须为每张锡交纳24.5两白银的税。矿山上的白银"两"要比公平两或公所两重3%。要交纳24.5两白银的人，实际上要多付9%。此外，购锡人还必须为太平会交纳0.5两白银，为矿工的保护神庙锡英庙交0.5两，为广南府和云南府的矿工同乡会交纳0.25两，为矿工交纳0.2两。任何出售锡的人，也必须向国家交纳11两白银的税。他也必须向太平会交纳0.5两，为锡英庙交纳0.5两，向云庙交纳1两，为矿工交纳20两。当卖主将锡锭交给矿监过完秤之后，卖主便对一切都不再负责了。这些条例是根据经验和为了商业利益而制订颁行的，行用于所有的锡矿中，任何官吏和商人在未得到上司的同意之前，都不能对此作任何修改或变更。
在1893年-1897年间，经由蒙自海关而出口的个旧大锡数量如下：
年代 1893年 1894年 1895年 1896年 1897年
重量（公斤） 1951282 2377042 2464380 2101430 2512560
由此可见，大锡是蒙自关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自蒙自出口的大锡，完全产自个旧锡矿。法国在蒙自开关，主要正是为了经营个旧大锡之目的。这一切都一目了然了。蒙自出口与进口之间的逆差，要由云南的烟土和茶叶来平易。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的斯库尔弗尔先生，详细介绍了赴蒙自的外国进口商是如何将个旧大锡攫取到手的，他们获取个旧锡首先是为了投放香港市场 。
外来商客必须与个旧的锡矿主直接打交道。由于这些商客极其强大的支付能力，所以特别受青睐，况且大锡也甚为昂贵。进口商们都会向个旧锡矿主提出大锡的具体质量标准，至少要使他们觉得其质量能达到可通得过质检标准的水平。
当时买卖双方共对的是一种购销大锡的口头协议。
大锡采购商要保证：随着锡矿石的采掘和金属大锡的冶炼，必须向矿工们支付必需的资金。这种提前支付的预定金，是分别以银锭、银圆、食油、大米和烟土折价的。
锡矿主要保证：①根据他们收到的预付金，而必须向蒙自的外来采购商支付利息。其利率差别很大，平均月息为1%。②要优先向蒙自采购商交付已冶炼好的成品金属大锡，而且还要逐日地交付，一直到其价值达到预付款项的本利额为止，然后方可寻求向其他采购商出售。因此，大锡形成了蒙自批发商们预订货款的保证。蒙自其他商品采购商的定货，可允许供货方以大锡作抵押。
大锡的价格是根据需求规则而确定的。在大锡交货时，又要遵守个旧矿主之间的同盟安排，况且其价格一般就相当昂贵。在自1854年（咸丰四年）起，于云南临安（今建水）等地爆发的回民起义之前，也就是在个旧锡矿效益最佳的时代，个旧大锡的实际售价大致如下：每担一等大锡价值9两白银，二等和三等大锡的价值分别为8两和7.5两白银。回民起义被镇压后，由于矿工被杀和矿井遭毁，所以大锡的价格分别暴涨为：每担一等大锡价值15.25两白银，其余两等大锡则分别价值13.5和13两白银。这就是说上涨了80%左右。到了1892年，个旧大锡的价格上涨到了每担售18两白银，达到翻番了。当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于1895-1897年经过蒙自时，每担一等大锡价值21两，二等大锡价值18-19两，三等价值14-15两。这就意味着上涨了约2-2.5倍。
个旧大锡产量，于1897年间达到了最高峰，即2500吨。这些锡大都通过蒙自关而运出云南境外。但蒙自的贸易，是一种地道的过境贸易。因为蒙自城最多也只有万余人口，包括个旧在内的周边地区的人口也不算稠密，所以那里最多也只能将输入的商品保留8%左右供当地使用。当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经过蒙自时，那里只有8家大型的中国贸易商行，其中5家由广东人经营，3家是云南人开办的。他们在蒙自分别设立了母公司或子公司。
除了大锡之外，云南几乎出产所有的金属矿藏，如铜、含银铅、铁、铝、锌、汞等。它们有的是大锡的共生矿或伴生矿，有的是单一存在的矿藏。此外，云南还出产冶炼矿石所必不可缺的能源燃料煤。这些条件也促成了个旧锡矿的繁荣。
根据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对云南的考察，在北圻（Tonkin，东京湾）的周边地区，是一片原始的、云母片岩的未开发之地，曼耗附近的山脉是由一片麻岩组成的。在曼耗可以发现类似北圻那样的石灰岩。它们很可能属于泥盆纪和石炭纪时代的，而且云南省的大部分土地均属于这种地质结构。在蒙自与个旧，这种地层又被新生的白粒岩层所打断。在此种石灰岩地质构造的地层中，便会含有大量的铅、锌、铜和锡等矿藏。从蒙自到个旧，特别是在路安州和三家厂一概如此。在石炭纪时代，云南便于这些石炭岩地层中形成了许多矿床。云南人把1853年回民起义之前开采的矿点，称为"老矿"；把回民起义后另行开发的矿点，一概称为"新矿"。
蒙自、建水和个旧地区的红壤地和石灰岩质地，有时也会被一种黑绿色的斑岩地层所隔裂，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断层。该地区主要的铜矿等矿层，均储于接近于火成岩的地层中。
云南是一个产银区。欧洲人自古以来就不看重白银而追求黄金。他们获得白银，只不过是为了从中国，乃至从整个东方购买商品。以东方之银，采购东方商品，可谓无本求利之典型。
云南的铜不仅主宰着大清通宝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大清国宫廷、宗教机构和民间用品的繁荣程度。在清朝康、雍、乾三朝时期（1637-1823年），云南省共计有54座铜矿，它们在盛产期可年产850万斤铜，即5000多吨（清代的矿山斤每斤合604克）。在这三朝期间，云南每年向朝廷奉献633.1万斤铜。此外，云南为铸造本省流通的铜钱，也需要征收33948斤铜。还有163万斤铜出售给民众使用。1853年，镇压回民起义之后，云南的矿产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萧条。继1859年之后，尤其是在同治和光绪皇帝时代，略有恢复。云南共有51处矿点，每年产铜1100吨，铅2958吨和锌2430吨。云南的矿业主要是在东川府、昭通府和临安府。临安府即建水和个旧一带。
云南铜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川府地区，以其府治巧家厅为中心。这些矿均附属于"老厂总局"，现在每年生产95万斤铜。距东川有20日行程的Tchè-kio厂生产粗铜（该矿于1896年农历八月间才开始采掘）。所有这些矿均属于东川府。昭通府的铜矿有老马厂和小街。在东川府，于Tchan ka有一处露天铜矿，但由于当时的地方当局无能力开采，只好暂被弃置。在行政上属于贵州的威宁州的铜矿，实际上也由云南府管辖，主要有东厂河、塘大厂和妈姑河等矿址。曲靖府的铜矿产量，一般都很少。永北厅主要矿址是有永北厂。四川会理州的铜矿也归于云南管辖，隶属于将军厂总局经营。
云南每年向朝廷奉献的铜，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而从上文提到的633.1万斤，而被重新确定为150万斤，锐减半数以上。云南省有时还难以达到这一额度，仅满足于交纳130万斤左右的铜。该省自留20万斤，供制造铜钱使用，铸币厂（机器局）每年又要取走1万斤。在东川府和披纱坡，每年也提取20万斤铜用来铸币。由此而致使云南每年直接奉献皇帝的铜只有100多万斤了。
至于云南的金、银、铅和锌等，实际上很难确定它们各自的矿址，因为它们大多是共生矿和伴生矿，于同一矿点开采多种矿藏。它们主要分布在云南的2个府：东川和曲靖，还有贵州的咸宁府。
云南的煤主要产于弥勒县和北山山脉中。当时每车（约180公斤）煤的价值仅仅50文钱。这种煤与在蒙自和大厂采掘的煤十分相似。没有煤，当然就不会有云南那样发达的冶金业与铸造业了。
云南的任何矿石都不能以私人方式交易。即使由私人开采的矿藏，也要受到由矿务局派驻官吏们的严密监视。矿务局以它自定的低廉价格收购采掘到的全部矿石。在交纳完了各种配额之后，矿主们才可以按不同价格出售其多余的矿石。1897年3月间，云南省矿务局的官吏们以每100斤付9.2两白银的价格，向派驻矿山的官吏们采购铜，然后再以每100斤售13-18两白银的价格向私人出售其多余的铜。此外，根据官吏的采购与销售，每斤铜的实际重量也变化不定。清朝有意地设立了市两、海关两与矿山量等不同的衡制。该官吏以每100斤付2.586两白银的价格采购铅，然后再以每100斤付3-5两的价格转卖给私人。以每100斤付2.856两白银的价格采购锌，然后再以与铅相同的价格出售给私人。价格取决于金属的质量及其纯洁度。个旧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
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于1895-1897年对云南考察时，特别考察了三家厂铜矿。过去在该地区还开采过其他铜矿，但自回民起义后却不再被开采了，坑道已经坍废或被水淹没。那里在河流下游曾有3座铜矿；在其上游也有一座已被遗弃的黄坡矿。所有矿石都被运往三家厂加工。当时三家厂共矗立着3座熔炉在冶炼铜，而在过去却有4座熔炉。自从在当地停止采矿以来，仅有一座熔炉便是可以处理采掘的全部矿石了。三家厂的年产量为7-8万斤铜（42吨），它们均被云南府派驻矿务局的官吏采购。该官吏以每担铜9.2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但只向矿主支付8两。每个矿点只雇佣20-30名矿工。有人在采矿，有的人则将矿石运输到地面。还有一部分人在选矿，将含量达不到20-30%的非富矿矿石扬弃。每名采矿工每天生产50斤精选矿石，每名运矿工则每天运输近120斤矿石。云南的铜矿主要是氧化铜矿和含黄铁的铜矿。矿长的月薪为1.5两白银，普通工人为1.2两。此外，他们还根据习惯而享受食物的供应。他们在井下的照明设备为锡制油灯小灯盏，每天在井下停留到灯油耗尽为止，每月灯油耗银4两左右。
铜矿的处理一般要持续工作3天。其矿石筛（栅栏）一般为1.60×1.20×1.40m，互相重迭起来。每个筛子中盛放4000斤矿石和2000斤木料。每道操作工序都要支付800文钱。根据矿石的质量，要求对这种筛滤矿石的操作重复一次或多次。
工头在每道工序中取0.40两白银，9名工人各获160文钱。熔炉本身就价值50两白银，风箱价值15两。优质铜矿每4000斤能提炼粗铜1500斤，劣质矿石就只能炼得500斤了。但这种粗铜，经精炼后也只能剩85%了。精炼工序则必须在云南府完成。铜矿的组织工作也别具一格，当地有一名自云南府派驻的官吏。他在监督生产的同时，又向矿主采购铜矿石。矿务局以每担铜（清政府规定，矿山的"担"相当于110斤）9.2两白银的价格向他采购，运输费由矿物局承担。这种价格在云南全省是统一的。当地官吏却强行规定每担的重量为120斤，而且又只付8两白银的货价。因为该官吏与矿山的承包商暗中勾联，而承包商同时又负责冶炼铜的工序。工厂的主人对于每道操作程序都提取0.3两白银。承包人每12人左右组成一个行会，他们向矿主（地主或最多的矿主）为每道工序交纳10%的成品铜。经营人还必须为每炉铜向工厂主人交纳0.3两白银。
当云南省的矿业处于繁荣昌盛的巅峰时期，官吏们的行为就如同是"向矿工预付资金"一般，在矿石尚未被采掘出来之前，就购买了他们的产品。但当形势有所变化时，官吏们只会用现金来购买现成产品，而不会预付了。这也是云南省矿业后来衰落的原因之一。该省贫困的居民根本无法为开矿提供第一笔资金，只好让财富沉睡于地下。从而使三家厂的铜产量从盛期每年的27万斤，锐减到了1897年左右的4-5万斤了。
云南个旧锡矿的苦难，也曾导致过矿工们的骚乱。19世纪下半叶，云南临安（建水）回民起义中，便有许多个旧矿工。直到1902年，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派遣石瓦依（Gervais Courtellemont）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鲍神父（Bonhomme），对云南省从南到北和从东到西考察时，他们从北圻（东京）经云南到达西藏，然后又从缅甸经云南到达四川。他们于其《云南游记》 中曾有记述：
"蒙自城也如同中国的所有城市一样，由一道城墙护卫。其城门于夜间紧闭，那些平静的居民自以为，如此便可以避免夜间发生入室抢劫行为。因为那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饥民的个旧锡矿矿工，有时可能会发动此类袭击。个旧锡矿工的总数在3万人左右，他们形成了对蒙自的一种长期威胁。个旧锡矿的这批矿工，由于罢工频繁、心情愤愤不平和起义，而在形成了小业主和工匠群体中的一种罕见的例外。这是由于在整个云南省，蒙自是惟一一个受到人民起义威胁的地点。法国驻昆明领事兼驻蒙自领事方苏雅（A·Fran?ois）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他反对为蒙自这座欧式城市的建设制订一项全面的规划方案，以保护蒙自免受个旧矿工骚乱侵犯的可能性。经蒙自而运输大锡、鸦片、盐巴和中药的贸易潮流，具有相当大的活力。尽管该城人口稀疏，但它却成了云南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它是自红河运入和输出云南商品的必经之路。那里要定期接受大清帝国海关官员的检查。大批骡子商队将商品自曼耗运入蒙自，然后再由其他商队转运往滇北或滇南。由蒙自开关并作为云南商品的集散地，主要是由个旧锡矿造成的" 。
从16-17世纪起，欧洲分别在德国人、列日人（后来的比利时人）和英国人的影响下，大力发展和改进冶金技术。其具体成功主要表现在铸炮技术方面，冶金术于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西方铸造的红衣大炮曾帮助耶稣会士们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也导致了满洲人的胜利，更有助于日本国最终接受荷兰人。但中国人的冶金术却僵化于其古老的和在不同程度上是礼仪性的工艺中。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对于开矿又有许多禁忌，如害怕掘地伤害生灵、亵渎宗教等。他们的宗教信仰认为，地下世界也遍布神灵，以开矿而扰乱它们是很危险的。所以，西方在高速发展开矿冶金术的同时，中国却在沿袭旧规，故步自封和裹足不前，而且两种工艺之间的交流也并不频繁和密切。这样一来，反而由西方向中国输入金属了。当然，这些金属也并非是由欧洲所产，而是于他们的殖民地中或在其他地方生产的。欧洲人最早输入广州的金属是白银和铅，其后又有锡。这样一来，中国的个旧锡在法国人的控制下出口的同时，中国广州又在英国人与荷兰人的要求下开始进口锡了。中国人必须消耗大量的锡。因为他们要用锡来制造器皿，而且还用锡合金来制作"蜡烛"。中国人将锡打制成很薄的锡箔，再粘贴在纸片上，然后再向信徒们出售，以焚烧而祭悼亡灵，或者是祭祀神灵，或作其他宗教或迷信用途，其中的大部分就这样化为灰烬了。英国人商船中经常大量装运锡，美国学者马士已对此作过详细统计。这些锡均来自巽他群岛、班加岛和苏门答腊。那里每年大约产锡1500吨。锡的另外一种用途是用铅、铜和锡合金而制造铅皮（其中只含有不足5% 锡），作远洋运输茶叶的外包装使用。荷兰人试图炫耀性地保持这种产品的垄断权。
中国大量出口茶叶，如在1814-1833年间，中国通过广州海关出口的茶叶数量就已经很大了。如下表所示 ：
年代 吨位
1814-1820年 296885
1821-1827年 333977
1828-1833年 360659
中国出口的茶叶量快接近天文学数字了，这就必须会使用大量茶叶的外包装铅皮（铅锡合金）和内包装锡箔（合金）。如果按120公斤茶叶为1箱（担），那就合600多万箱。其内外包装所需要的锡已经相当多了。云南锡显然无法满足如此之大的需要，只有依靠从马来亚-印尼方面进口锡了。
但那些在巴达维亚（Batavia，雅加达）和巨港（Palembang）经商的中国帆船也使用它们。那些经由马六甲海峡的欧洲船舶，特别是从印度始发的英国船，都会用鸦片而与马来人交换铅皮。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强迫班加素丹签订过一项协议，要求素丹以每1000镑锡27弗罗林（florin，英国两先令的银币名）的价格，向东印度公司提供其全部铅皮产品。这就相当于每吨铅皮价值47英镑。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必然会设法将它们转卖给英国人，英国人接受为每担铅皮支付18个皮阿斯特（piastre），折合为每吨价值67.10英镑。由于中国出口茶叶数量巨大，所以各国东印度公司将这种铅皮锡输入中国的数量，在18世纪期间增加了3-4倍，从1740年或1750年左右的5000-10000担，猛增到1760年间的3万担左右。这种发展甚至鼓动英国人于30年之后，向广州市场输入了法国科努瓦耶（Cornouailles）的锡。
各国东印度公司输入铅皮和锡箔的数量 ：
年代 1750年（担） 1764年（担） 1768年（担） 1771年（担） 1772年（担）
荷兰人 9768 28971 20876 24519 7035
英国人 4905 8670 19238
法国人 154 240 117
丹麦人 274
除了英国经营的锡之外，还有中国的"白铜"（toutenague, pacfung），也被称为"中国锌"，实际上是由铜、镍、锌和锡根据不同比例而制成的合金，主要产自中国的陕西和云南两省。"白铜"的学名pacfung，事实上出自"白铜"的粤语发音pak-toung之讹变；其toutenague一名，可能派生自马来文tutiyu nak，但也有可能出自葡萄牙文。事实上，"白铜"主要是掺了铜的锡，锌并非其基本成份，也可能加入了铁和铅等元素，其中也含有使铜白化的铋。马士于其《东印度公司编年史》中，多次提到西方多国东印度公司成船或成舱地运输白铜。各国官府本来都禁止出口白铜，因为它们害怕海盗们用白铜来制造子弹。但几乎所有的外国船舶都装载白铜。至少在开始阶段如此。因为这种金属的发展史与锡或铅皮完全不同，它在18世纪上半叶的产量就开始下降了。英国人于1690-1700年间，每船装载400-800担，甚至多达3000担。他们的这种出口于1715-1730年间，便稳定在250-300担之间了。惟有驶往印度的船舶例外，其他船舶的运载量往往都相当多，如1722年的艾尔斯号（Eyles）和沃波尔号（Walpole）船各自装载3700担，而1732年的康普顿号船（Campton）装载了3500担 。稍后，这种产品又被用于平衡船舱的压船不足，有的商船也装运得很多，如荷兰船有时还会装载1500-3000担。荷兰人于1737年装运过1486担，1764年为377担，1771年为1228担；法国人于1737年运输600担，1758年为3450担；瑞典人于1741年运输1800担 。白铜运输量的锐减，是由于广州金属价格猛涨造成的。这也是由于个旧锡无法满足中国需要的后果。
实际上，茶叶桶内外包装的原料猛增，英国人和荷兰人从马来亚与印尼大量向中国输入含锡产品，这一方面与英、荷、法殖民主义者竞争有关；但另一方面，又是英、荷垄断茶叶贸易的结果。他们从自己的殖民地运来锡，制成锡箔和铅皮，装载了中国茶叶之后，自行运走。这当然也反映了中国锡产量的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又与中国锡产量关系不大，是英荷两国"自产自销"造成的现象。
锡箔的另外一种用途是作为高档香烟的内包装，即民间所说的"大锡包"香烟。香烟业使用锡箔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但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香烟出口国，进口香烟使用的都不是中国锡。故本文不再论述了。
由此便可以洞悉支配中西关系的深刻机制，也就是支配中西贸易节奏的脉搏。铜是其中的最大原动力之一，也就是欧洲80多年间在亚洲从事贸易的一大原动力。但在这方面，第一角色应归于日本，中国属于第2位。锡于其中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中国湖北、贵州、四川，尤其是云南的铜产量，在传统上就很难满足于中国自身的需要。云南的铜是自元代起开始采掘的。当清代着手增加铸钱量的时候，这种供不应求的矛盾就更为突显了。清朝从1644年起，便在北京设立了两家铸币厂，并随着其统一中国的步伐而使各省的铸币厂重新恢复了活动。因为在明代，随着货币白银化和宝钞的发行，铜钱已经不多用了。由于云南铜的发现，在清代又形成了一个"铜钱的时代"。到1670年左右，大清帝国就深感铜的匮缺了，从而开始从日本进口铜。正是云南的铜"革命"才挽救了中国的货币形势。云南铜产量的增加，既不是某种运气所致，也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而仅仅是利润机制的作用。清政府于1724年决定恢复云南开矿的自由，只保留铜矿向政府交纳20%的产品的要求。这样一来，云南铜从1724年的1万担猛增至1727年的3万多担。到1738年，云南省除了满足于自身的需要之外，还向北京铸币厂供应4万担铜。3年之后，便可以提供6.3万担。到1752年，清政府由于拥有了充足的铜，故除了增加铸币的速度之外，又一次使铜钱升值，使其重量增加14%。大清货币经济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云南铜产量的增减。
三、继承大锡文明，拓展大锡之路
云南个旧，本为一座小小的偏远山城。但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却以"锡都"的桂冠而大名鼎鼎，在国内外的大锡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清代以来，尤其是自法国人根据《中法协议商务专条》而于1889年在蒙自开关，再加上1901年滇越铁路建成，1915-1936年建成个碧石窄轨铁路以来，个旧的"锡都"地位，便变得无可动摇了。个旧的锡、东川的铜、大理的石头变成了云南的三大"硬件"。云南全省，特别是个旧及其周边地区的铜锡不但支撑过大清王朝的江山，而且也是西方列强觊觎的肥肉，成了中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商品。所以，个旧地区成名在于大锡，成功在于大锡，发展依然在于大锡。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个旧这个中国"锡都"的地位品牌，尚不可动摇，也不会落入他人名下。个旧除了大锡之外，还有大锡的多种伴生矿和共生矿。若没有了锡铜业，个旧市很可能会变成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山庄，失去其昔日的名望和地位。个旧也有着自己的特色种植业。这一切都是发扬光大个旧以锡文化，促进多业兴旺的基础。
个旧的旅游业，已具有了某些有利条件，但要想在旅游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方面做大做强，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况且，中国的旅游业，已经表现出了严重泡沫经济的征兆，出现了破坏性经营的苗头，我们不得不防。
个旧是一个生产性城市，它是因锡矿和其他矿藏的开采、冶炼、铸造和营销而发展起来的。生产性城市的功能，与消费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它不能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追求消费和服务业上，而是要使各行各业，都为自己的主业服务，即为矿山和矿工服务。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甚至连昆明的发展模式，恐怕都不完全适用于个旧。个旧更多地应该参照河北唐山、山西大同、河南平顶山、辽宁鞍山、甘肃武威、四川攀枝花、湖北十堰这样一些以某种产业为中心而形成的城市，更多地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误的教训。当然，个旧所在的红河自治州是我国民族自治州中的一个综合条件非常优越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始终名列前茅。这就免除了发展大锡生产的诸多后顾之忧。
当然，个旧锡矿也与世界上的许多老矿区一样，面临锡矿储量下降的困难。不过，"锡都"的品牌效应、其无形资产是难以估计的。这也不是个旧一家面临的难题。事实上，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冶炼和铸造中心，并不与采矿中心设在同一地。通过输入原料，而赚取增值利润，是世界上许多冶炼铸造中心的经营手段，采矿企业与冶炼企业都单独经营，相距遥远，甚至是跨国和跨大洲经营的。上海宝钢于其钢铁公司附近，并不出产一块铁矿石，但却成了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随着世界产业分工的细化，资源交流的骤增，这种矿、冶分离的现象会越来越多。这也是现代国际化大生产的必经之路。
从输出锡锭到输出高附加值的锡产品，特别是销售高科技的畅销锡产品，形成产业链，建立供销网，这一切就是在建筑新的大锡之路。
今天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必须要克服短视行为，寻求持续发展之路，避免竭泽而渔的破坏性经营，发展地方优势，尊重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近几年鼓噪的"产业化"，在许多行为都遭到了失败和被严重扭曲（教育、医疗、体育、科研、文艺创作、演出市场等）。理论造假严重，模糊理论横行，寿命不超过一年半载的"新理论"批量生产，造成了一种繁荣假象和严重误导。但个旧的大锡生产实现"产业化"却是一条康庄大道。锡锭永远不会泡沫化，它永远是拿起来沉甸甸，放下去铿锵有力。我们的祖先用锡铜铸鼎，我们也要用大锡铸成新的九鼎。
锡矿是中国最早实施工业开采的矿业之一，至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由于大锡的熔点很低，便于冶炼，甚至用柴薪木炭都可以冶炼，"锡"字乃"金"加"易"，本义为易炼的金属，所以炼锡业，也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的冶金业之一。许多学者认为，现今遍布世界的各种冶金熔炉（高炉、平炉、电炉、转炉等）的鼻祖，便是中国人使用了数千年的坩锅，最早用耐火土烧制而成，以风箱为动力，柴枝草棍为燃料冶炼某些熔点低的金属，所以大锡熔炉也是我国最早的熔炉之一。锡铜合金--青铜，继石器时代之后，创建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代--青铜时代，并且持续了1500多年，才被铁器时代所取代。但青铜器在铁器时代依然存在，只不过是退居次要地位而已。青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合金之一，其延展性强，硬度强，而且不易被氧化。锡铜合金--青铜哺育了人类，发展了文明，创造了历史。它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种促进剂，功德无量。
大锡及青铜器，也是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和不同国家之间最早作交易的原料与产品。在中国国内外以及中外的物质交流中，曾先后诞生了"丝绸之路"、"珍珠之路"、"麝香之路"、"瓷器之路"、"毛皮之路"等交通要道。国外许多学者也曾提出过，其实存在最早和延续时间最长的还是"大锡之路"，或者被称为"金锡之路"。中国的锡产品和锡文化，不仅通过这条路外传，而且到了晚期，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锡产品与锡文化，也反向传入了中国，产生了双向交流的新动向。历史悠久和双向交流，又成了大锡之路的鲜明特征。
云南个旧是世界公认的"中国锡都"。在20世纪20年代，个旧的锡产量曾占中国全部产量的83.65%。滇、湘、粤、桂四省的锡储量，占全国的90%以上。到20世纪80年代，大锡或个旧锡占全国保有储量的31.46%，云南个旧与广西大厂两矿就占全国总储量的50% 。由此可见个旧"锡都"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追溯大锡的历史，探讨大锡之路的运作程序，规划个旧大锡业的未来，这是落在云南省与个旧政府、全国产业界和学术界身上的一项艰巨任务。笔者不揣浅陋，也提出自己某些不成熟看法。由于大锡在历史上的命运，始终与铜的命运密不可分，故本文也将大锡和铜结合起来论述了。
一、大锡的广泛用途、神秘起源与大锡之路的历史阶段
①大锡产品伴人类文明4000多年
自上古时代以来，大锡的主要用途便是制造青铜器。由于锡与铜矿石易采易炼，青铜器坚实耐用，又受氧化侵蚀，又易于造形，可雕、可塑和可铸，而且还可以反复翻修、加工和再利用。人类从石器时代发展到青铜时代，形成了文明史上的一大飞跃。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在戎"。古代的祭祀与兵戎，均与大锡和青铜有关。大锡关系到了国家的兴盛衰亡。多家学者研究证明，中国夏商周三朝的24次迁都（夏8次，商12次和周4次），均与旧有铜锡矿藏资源的枯竭与探寻新矿源有关 。
一讲到锡，大家首先想到的便是中国的青铜器。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曾认为，迄今已经发现的中国青铜器的数量，相当于世界出土青铜器数量的总和；已经发现的中国青铜器的种类，也是世界上出土青铜器种类的总和。中国青铜时代的辉煌延续了1500年，约占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历程的三分之一。张光直先生进一步作了深入研究并且得出了一种颇具说服力的精彩结论。青铜器的"核心在于权力的转移，并提到对山川矿藏的控制。占据这些神圣的青铜礼器。就是为了使帝王的统治合法化。青铜礼仪是明确而强有力地象征着财富，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财富，并显示了财富的荣耀；它们象征着盛大的仪式，让其所有者能与祖先沟通；它们象征着对金属资源的控制，这意味着对与祖先沟通的独占和对政治权力的独占。……对于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的朝廷就打不到天下。没有铜锡矿，三代的朝廷就没有青铜器" 。他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从本质上说，中国古代青铜器等于中国政治权力的工具"。
青铜器主要供王宫及贵族作祭祀用，作陪葬品用，作日常生活用品，制作艺术品和摆设用品。但它们也逐渐渗透进了平民的生活中。此类青铜器不但数量多、体积大，而且陪葬品又使许多青铜成了一次性用品。自上古时代起，青铜器使用的锡与铜的数量已经相当大了。
青铜器的第2种用途是制造兵器。中国古代的兵器，在使用铁器之前，主要也是用青铜制造的。中国的上古三代、春秋战国、秦帝国、汉代部分时期和部分地区，战争频繁，规模宏大，少则有数万士兵，多则几十万，乃至上百部军队投入战斗。究竟需要多少青铜来制造兵器、甲胄、兵车和军乐器，很难计算，其重量可能会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数字。在秦统一六国时，手持青铜兵器的秦军，甚至战胜了已经部分使用铁制兵器的中国东部诸侯的军队，形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以弱胜强、以落后胜先进的最大战例。
青铜的另一种用途是宗教方面的。除了上文提到的祭祀和陪葬品之外，还有各种宗教场合（佛寺、教堂、清真寺、道观、祖祠、神庙等）的法器、灯具、用锡箔制造的各种冥币、元宝、人像与动物像、房间、家具、明器及动物模型。由于中国地大人多，宗教信仰千差万别，宗教笃信历史悠久，所以在这方面的用锡量也多得惊人。
青铜还是我国古代铸造乐器的基本原料。具有悠久黄钟大吕传统的中国，在这方面的用途也很多。铜鼓、铜罄、青铜编钟和排钟、钹、跷、锣等等。青铜对于中国礼乐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
大锡还可以做为货币使用，或者是用来铸币。我国历史上存在过锡币，青铜也被用来铸造铜钱。许多银币中也被掺入了锡。明代郑和下西洋时，在满喇加（马六甲）国发现过锡、锡币和锡制品："土产……花锡之类……花锡有二处山坞锡场，王令头目主之。差人淘煎，铸成小块输官，每块重一斤八两。每一斤四两者，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一大把，通市交易皆以此锡行使" 。
到了近代，随着海上丝路的开通，某些精细商品交易的发展，特别是中外茶叶、药材、药品和香烟交易成倍地增长，锡箔又成了这些商品的重重包装物，以防商品发霉、虫蛀和走味。其中以茶叶的外铅皮内锡箔的包装需要量为最大。详见下文论述。
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大锡又成了合金业、电镀业、焊接业和IT业的重要原料。这方面的需要不仅数量大，而且质量要求也很高。如IT业的诸多产品，其成功与否，焊接技术起着关键作用。从航天器到巨轮，从日常生活用品与工农业生产设备，对锡的需要也越来越多。
②中国大锡矿藏及冶炼厂的分布
中国锡矿的分布地域与大锡的冶炼或铸造地，也就是古代青铜器中锡的来源问题，已经是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确实是一个令人难解的神秘问题。中国青铜器的使用地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的陕西、山西、河南、长江流域的四川与湖北诸地。现今收藏的和已出土的青铜器，大都集中在中国的北部与中部，近期才在西南部有了重要发现。翁文灏于20世纪20年代就认为，我国锡矿主要集中于云南、湖南、广东和广西四省。云南等四省的锡矿储量占全国已知储量的90%以上，云南个旧锡矿就占83.65% 。这也符合锡矿成矿和储矿的规律--它们一般均位于赤道附近，距南北回归线的两侧不远。云南省地处北纬22-28°之间，个旧地处北纬23-24°线之间。按照世界地理学准则，南北回归线两侧各23°27′的地带为热带。故个旧亦属热带，属盛产锡矿的地域。
童恩正先生曾斩钉截铁地指出："无论经文或先秦典籍，都不能证明中原产锡" 。廖苏平先生又认为，"考古专家认定，江西瑞昌铜岭铜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古老的青铜采冶遗址"。"由此可以推断，铜岭青铜冶炼场所用的锡石，有可能是来自德安彭山地区，甚至中原地区古代青铜冶炼场所用的锡石，也可能是来自江西德安彭山地区。因为，在古代锡矿石不可能从遥远的云南省个旧锡矿输入" 。我们应如何在铜矿和锡矿的矿址、铜与锡的冶炼场和铸造厂、青铜器的发掘出土地之间，找到一条令人信服的连线，找到大锡的传播之路，就是解开这道难题的钥匙了。李学勤先生根据南方于上古时代产铜和锡等事实而指出："传统观念以为南方长期在文化上落后于北方，实在是一种误会" 。李承祖先生指出："从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中国南方的文明程度，并不比黄河流域逊色" 。四川广汉三星堆和金沙大批精美青铜器的出土，证明了中国西南的古老文明，也不比中原地区逊色。四川青铜器的出土，可能会在滇桂金锡、江南金锡、吴越金锡与黄河和长江流域文明之间的联系，找到一条通道，为"金道锡行"找到另一条道路。解决了大锡在中国的生产地域和传播路线问题，便会将中国古代的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吴越文化、以晋陕豫为代表的黄河文化、以四川广汉三星堆和金沙为代表的古蜀文化、以云南晋宁石寨山为代表的古滇文化联系起来，形成整体上的中国古代文明。
据裘士京先生根据最新统计资料证明，我国目前的锡矿分布在15个省和自治区中，覆盖了中国南部和西南部，北方惟有内蒙古自治区一家。笔者根据裘先生的研究成果编制下表：
省份 保有储量（万吨） 占全国保有储量的比例（%）
云南 128 31.4
广西 134.04 32.9
广东 40.82 10
湖南 36.25 8.9
内蒙 32.87 8.1
江西 26.04 6.4
其中云南和广西的锡储量，又集中于个旧与大厂两矿，它们便占据了全国总储量的50%，其余各省或自治区的拥有量很少，甚至难达开采规模。中国锡矿以原生矿为主，占80%，沙锡矿占16%；共伴生矿为多，单一矿只占12%，以锡为主的矿占66%，伴生锡矿占22% 。所以，中国大锡的开采与冶炼，始终与铜、铅、锌、银等矿共生或伴生。
我国卷帙浩繁的古文献，对于锡的记载，既非常丰富，又历史悠久。
《山海经》中收录多条有关锡的最早记载。它们可能是迄今所知最古老的大锡历史文献。"龙山……其下亦多锡"；"灌山……多白锡"（《中次八经》）。"婴侯之山……其下亦多锡"；"服山……其下亦多锡"（《中次十一经》）。《山海经》地名甚难稽考，扑溯迷离，但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这些地名都位于古荆州的西部，很可能是指云南和广西一带。《周礼》中有"矿人，掌金、玉、锡、石之地"（《地官·矿人》）；"其利金锡竹箭"和"其利丹、锡、齿、革"（《夏官·职方氏》）。"吴越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考工记》）。《尔雅·释器》中有"锡谓之鈏"。《尚书·禹贡》中也有"……厥包桔柚锡贡"。《战国策》中有"破堇山而出锡"。《越绝书》中更有"赤茔之山，破而得锡"的记载。此后，中国历代正史、笔记、方志中有关大锡的记载更是汗牛充栋，俯拾即得，本文不再一一赘述了。
对于云南锡的记载，据段锡、王丕勋和余春泽诸先生考证，最可靠的早期记载应追溯到《汉书·地理志》：汉武帝改滇王国为益州郡，"中有贲古县，其北采山出锡，西羊山出银，南乌山出锡"。据他们考证，其中的"贲古"应为今之蒙自、个旧一带。个旧锡矿始采自西汉，崛起于清代，鼎盛于新中国成立后，迄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这样悠久的历史，在世界采矿史上也是难觅其踪的。"锡都"的美名不仅缘起于其生产规模，而且也应归功于其源远流长的历史。
大锡在世界范围的流通，也有许多谜团。大锡之路确实存在，只是许多细节尚不明确，其具体路线尚待勘定。中国上古时代的青铜器，就已经在中国周边地区广为流布。在南亚、东南亚、中亚和朝日等地区与国家，均已发掘出土过中国青铜制品。这是大锡之路的雏形期。
大约从公元6-7世纪开始，首先是阿拉伯-波斯穆斯林世界的商人东来，寻求大锡。他们的目的，也无非是宗教与战争。穆斯林清真寺中的大量灯盏、烛台，基本上是锡制品。波斯-阿拉伯骑兵部队的兵器、马衣和马具亦为大锡制品。这是大锡之路的形成期。
自16世纪之后，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对外扩张，他们在海外四处寻找黄金、白银、铜、锡等矿产品和其他初级工业原料，出现了一次"淘金寻宝热"。西方工业革命之后，合金业、电镀业与焊接业的发展，更导致了西方疯狂的掠夺东方和拉美（巴西、玻利维亚）的锡矿资源，从而促生了大锡之路的兴旺发达期。
在远东地区，自18世纪以来，基本上是英法两大殖民列强在争夺资源、产品和市场。英国将缅甸和印度作为其在远东的鸦片种植园，其所产鸦片，又都被转销于东亚市场，特别是中国市场。英国利用从鸦片交易中赚取的巨额利润，大肆采购中国的丝绸、瓷器、中药等生活必需品。法国不甘落后，依靠它在印度支那的势力，而力图将中国的云南（也包括广西和四川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鸦片种植园，以与英国人竞争和抗衡。英国将锡兰改造成了它在远东的茶叶种植园，以摆脱用大量白银采购中国茶叶的窘境，并将其所产茶叶销往亚非其他地区，从而赚取外汇。法国也瞄准了云南的滇茶，企图将云南改造成法兰西的茶叶生产基地，与英国人一比高低。西人东来，也寻求香料和香药，特别是麝香，还踏出了一条麝香之路。我国麝香的产地主要在西藏，但英国人依靠他们在印度的势力，基本上垄断了西藏麝香的交易。法国人也被迫在云南寻求麝香，千方百计地企图将云南变成一个香獐子的养殖场。至于大锡，法国人参与对个旧锡矿的开采与冶炼，也是与英国人竞争的结果。因为亚洲另一个大锡生产的重要中心是马来半岛和印尼，特别是巽他群岛（Sonde）、班加岛（Banka）和苏门答腊（Sumatra），那里生产的最上乘的大锡是班加锡。英国人基本上控制了这些锡矿。所以法国才不惜投入重金，开采云南个旧的锡矿与其他矿产，而且个旧锡在当时就较马来锡优质得多。法国于1889年在蒙自开关，从1903年起修建滇越铁路，其主要目的就在于开采个旧的大锡矿。
由于英国人当时扼住了远东海上贸易运输的咽喉-马六甲海峡，并经那里将马来和印尼大锡销外世界各地或运回国内。法国运输个旧锡矿和大锡，只好被迫走过了一条奇怪的迂回之路。他们先将大锡及其矿石运到曼耗，再经红河或滇越铁路运往越南，特别是北圻（东京湾）和海防诸港口，其后再从那里转运香港，推销于世界市场。大锡之路，于此时便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由于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述大锡之路，故不再于此泼费更多笔墨了。笔者希望通过扒梳外文史料，来阐述外国人对云南个旧大锡极其相关产品的调查、开采和营销，从而探讨大锡之路的国际走向。
二、外文史料中有关个旧大锡与大锡之路的记载
在这方面，笔者首先要提到法国里昂商会1895-1897年中国考察团，对个旧大锡及其相关产品的记述 。
在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及其附件《另约》和《议定专条》之后，法国政府感到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入考察中国大市场、资源以及中法贸易的前景，这也是法国政府在亚洲所关注的一大焦点。当时中国共有3.5-3.6亿人口，基本上与整个欧洲的人口相当；中国每平方公里的人口稠密度为80人，而欧洲只有40人。19世纪后期，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与中国有着2300多公里的边界（从湄公河畔到芒街）。法国于1843年就曾向中国派出过由拉萼尼（de Lagrenée）率领的第一个使团。法国里昂与远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港之一。中国上海于1897年出口的生丝包中，便有36862包被送往法国里昂。鉴于这样的背景，法国政府便委托里昂商会派遣商务考察团赴华。法国里昂商会与法国的其他的商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它共邀请12个商会（巴黎、鲁昂、埃彼纳勒、兰斯、圣埃蒂安、勒阿弗尔等重要城市）各自以派遣特别代表的方式，参与中国商务考察团的工作。其中马赛、波尔多、里尔、鲁贝、罗阿纳等5个城市的商会给予了这次考察必不可缺而又可贵的帮助。
里昂赴华商务考察团中包括丝绸、丝绸纺织和丝绸印染专家。杜克洛（Duclos）是毕业于圣埃蒂安矿业学院的学生，系冶金与矿业方面的代表。斯库尔弗尔（Sculfort）是里昂地区的商务总代表。维亚尔（Vial）和瓦尔斯（Waeles）是北方工业界的代表。
这是一项"国家企业"的考察活动。法国外交部指令在华居住30年的法国驻蒙自领事弥乐石（Rocher）领导考察团。因为弥乐石曾多次赴中国内地旅行并精通汉语。法国外交部给予这个商务考察团极大支持。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nguste Gérard，1852-1922年，1893-1897年任驻华公使）通知法国驻九江和汉口领事哈士（F·Haas）、后来继弥乐石任法国驻蒙自领事的喇伯第（Dejean de La Batie）及其办公室主任鲁鼐安（Launay）等人都给予鼎力支持。法国外贸部长安德烈·勒本（André Lebon）和殖民地部长都全力以赴地支持。法国海军部指定一名医生德布伦（Deblenne）陪同考察团，负责他们的健康问题。
法国里昂商会派团不远万里赴华的目的很明确。其第一项计划就规定：里昂商会赴华商务考察团的目的是为了法国的利益，而考察中国与印度支那毗邻省份（桂、滇、粤）以及四川省的经济和商业资源，仅限于追求法国的公共利益和法国殖民地的扩张目的，不允许考察团成员自己及其顾主从事任何商业活动。总而言之，其目标是"在法国殖民地与中国之间建立贸易联系"。其中有一位水师专家彼埃尔（Pierre），负责考察红河流域，以方便与印度支那的江河通商。他们的第二项目的，便是考察中国的大省四川省和云南省的经济与商业价值，特别是其养蚕缫丝、种植茶叶和开采锡、铜矿的能力。他们还要考察如何将川、滇和桂三省与法国在亚洲的直接商业或政治势力范围联系起来。
该考察团于1895年9月15日从马赛出发，于10月间先后到达西贡，考察了从西贡至北宁一线。1895年11月间，考察团从河内到达中国云南省的曼耗。同年12月期，他们从云南的蒙自，经阿迷州和通海而到达云南府。1896年1月，他们从云南府出发，在杨林分成两组。一组由弥乐石率领，另一组由贝尔尼埃率领。前一组从东川府到达昭通府，再赴四川成都；后一组则到达贵州。直到6月间，第一组才经汉口赴上海；另一组则到达四川松潘地区。两个小组最终于8月间返回西贡，9月间回到马赛，顺利地结束了这次考察。
根据法国里昂考察团的考察报告，当时云南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品，主要有6大类：矿产品、鸦片、茶叶、麝香与皮货。
云南的第一类产品是其矿产品。矿产过去曾是云南的主要财富来源。根据杜克洛先生的现场考察，云南蕴藏着几乎是当时世人能知道的全部矿藏。其中的铜和含银铅矿的储量很大，同时还有铁、锡、锌、镍、汞等矿产品，最后是储量极大的煤炭。不过在1855年左右，所有矿藏的开采量，均不如过去那样繁荣兴旺了。
至于个旧的大锡，每100斤锡可根据不同质量而售价11-21两白银。个旧有相当数量的大锡被当地官吏们作为营业税而征收。清政府为个旧锡矿大锡的出售，专门制订了官方条例。一等锡表面很平滑，具有金色的闪光条痕，其断面似银。每1000斤（中国的每斤金属锡相当于604克）价值190两白银。二等锡在冷却之后，具有带金色条纹的巨大花枝图案，其断面不及一等锡那样清晰和光亮，每1000斤价值170两白银。三等锡冷却后的表层具有不太明亮的细树枝状，其断面灰暗无光，每1000斤价值150两白银。四等锡冷却后的表面具有蝇翅状和芝麻花状花纹，断面更加暗淡无光，每1000斤价值120-130两白银。由此大锡的这种花纹图案，所以大锡又被称为"花锡"。国家不允许产自个旧锡山的大锡落入私人手中。所有被用于当地消费或输出的锡，都必须经过矿务局矿监之手。由该官吏核定的重量和质量，受到所有人的尊重，被奉为合法和最标准者。在矿山中，习惯上使用的重量单位，要比法定的重量重20%。锡锭一般重100斤稍多一点，25个锡锭形成了一张或2600斤。任何采购锡的人，都必须为每张锡交纳24.5两白银的税。矿山上的白银"两"要比公平两或公所两重3%。要交纳24.5两白银的人，实际上要多付9%。此外，购锡人还必须为太平会交纳0.5两白银，为矿工的保护神庙锡英庙交0.5两，为广南府和云南府的矿工同乡会交纳0.25两，为矿工交纳0.2两。任何出售锡的人，也必须向国家交纳11两白银的税。他也必须向太平会交纳0.5两，为锡英庙交纳0.5两，向云庙交纳1两，为矿工交纳20两。当卖主将锡锭交给矿监过完秤之后，卖主便对一切都不再负责了。这些条例是根据经验和为了商业利益而制订颁行的，行用于所有的锡矿中，任何官吏和商人在未得到上司的同意之前，都不能对此作任何修改或变更。
在1893年-1897年间，经由蒙自海关而出口的个旧大锡数量如下：
年代 1893年 1894年 1895年 1896年 1897年
重量（公斤） 1951282 2377042 2464380 2101430 2512560
由此可见，大锡是蒙自关最重要的出口商品，而自蒙自出口的大锡，完全产自个旧锡矿。法国在蒙自开关，主要正是为了经营个旧大锡之目的。这一切都一目了然了。蒙自出口与进口之间的逆差，要由云南的烟土和茶叶来平易。法国里昂商会中国考察团的斯库尔弗尔先生，详细介绍了赴蒙自的外国进口商是如何将个旧大锡攫取到手的，他们获取个旧锡首先是为了投放香港市场 。
外来商客必须与个旧的锡矿主直接打交道。由于这些商客极其强大的支付能力，所以特别受青睐，况且大锡也甚为昂贵。进口商们都会向个旧锡矿主提出大锡的具体质量标准，至少要使他们觉得其质量能达到可通得过质检标准的水平。
当时买卖双方共对的是一种购销大锡的口头协议。
大锡采购商要保证：随着锡矿石的采掘和金属大锡的冶炼，必须向矿工们支付必需的资金。这种提前支付的预定金，是分别以银锭、银圆、食油、大米和烟土折价的。
锡矿主要保证：①根据他们收到的预付金，而必须向蒙自的外来采购商支付利息。其利率差别很大，平均月息为1%。②要优先向蒙自采购商交付已冶炼好的成品金属大锡，而且还要逐日地交付，一直到其价值达到预付款项的本利额为止，然后方可寻求向其他采购商出售。因此，大锡形成了蒙自批发商们预订货款的保证。蒙自其他商品采购商的定货，可允许供货方以大锡作抵押。
大锡的价格是根据需求规则而确定的。在大锡交货时，又要遵守个旧矿主之间的同盟安排，况且其价格一般就相当昂贵。在自1854年（咸丰四年）起，于云南临安（今建水）等地爆发的回民起义之前，也就是在个旧锡矿效益最佳的时代，个旧大锡的实际售价大致如下：每担一等大锡价值9两白银，二等和三等大锡的价值分别为8两和7.5两白银。回民起义被镇压后，由于矿工被杀和矿井遭毁，所以大锡的价格分别暴涨为：每担一等大锡价值15.25两白银，其余两等大锡则分别价值13.5和13两白银。这就是说上涨了80%左右。到了1892年，个旧大锡的价格上涨到了每担售18两白银，达到翻番了。当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于1895-1897年经过蒙自时，每担一等大锡价值21两，二等大锡价值18-19两，三等价值14-15两。这就意味着上涨了约2-2.5倍。
个旧大锡产量，于1897年间达到了最高峰，即2500吨。这些锡大都通过蒙自关而运出云南境外。但蒙自的贸易，是一种地道的过境贸易。因为蒙自城最多也只有万余人口，包括个旧在内的周边地区的人口也不算稠密，所以那里最多也只能将输入的商品保留8%左右供当地使用。当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经过蒙自时，那里只有8家大型的中国贸易商行，其中5家由广东人经营，3家是云南人开办的。他们在蒙自分别设立了母公司或子公司。
除了大锡之外，云南几乎出产所有的金属矿藏，如铜、含银铅、铁、铝、锌、汞等。它们有的是大锡的共生矿或伴生矿，有的是单一存在的矿藏。此外，云南还出产冶炼矿石所必不可缺的能源燃料煤。这些条件也促成了个旧锡矿的繁荣。
根据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对云南的考察，在北圻（Tonkin，东京湾）的周边地区，是一片原始的、云母片岩的未开发之地，曼耗附近的山脉是由一片麻岩组成的。在曼耗可以发现类似北圻那样的石灰岩。它们很可能属于泥盆纪和石炭纪时代的，而且云南省的大部分土地均属于这种地质结构。在蒙自与个旧，这种地层又被新生的白粒岩层所打断。在此种石灰岩地质构造的地层中，便会含有大量的铅、锌、铜和锡等矿藏。从蒙自到个旧，特别是在路安州和三家厂一概如此。在石炭纪时代，云南便于这些石炭岩地层中形成了许多矿床。云南人把1853年回民起义之前开采的矿点，称为"老矿"；把回民起义后另行开发的矿点，一概称为"新矿"。
蒙自、建水和个旧地区的红壤地和石灰岩质地，有时也会被一种黑绿色的斑岩地层所隔裂，从而形成了巨大的断层。该地区主要的铜矿等矿层，均储于接近于火成岩的地层中。
云南是一个产银区。欧洲人自古以来就不看重白银而追求黄金。他们获得白银，只不过是为了从中国，乃至从整个东方购买商品。以东方之银，采购东方商品，可谓无本求利之典型。
云南的铜不仅主宰着大清通宝的命运，而且还决定着大清国宫廷、宗教机构和民间用品的繁荣程度。在清朝康、雍、乾三朝时期（1637-1823年），云南省共计有54座铜矿，它们在盛产期可年产850万斤铜，即5000多吨（清代的矿山斤每斤合604克）。在这三朝期间，云南每年向朝廷奉献633.1万斤铜。此外，云南为铸造本省流通的铜钱，也需要征收33948斤铜。还有163万斤铜出售给民众使用。1853年，镇压回民起义之后，云南的矿产业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萧条。继1859年之后，尤其是在同治和光绪皇帝时代，略有恢复。云南共有51处矿点，每年产铜1100吨，铅2958吨和锌2430吨。云南的矿业主要是在东川府、昭通府和临安府。临安府即建水和个旧一带。
云南铜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川府地区，以其府治巧家厅为中心。这些矿均附属于"老厂总局"，现在每年生产95万斤铜。距东川有20日行程的Tchè-kio厂生产粗铜（该矿于1896年农历八月间才开始采掘）。所有这些矿均属于东川府。昭通府的铜矿有老马厂和小街。在东川府，于Tchan ka有一处露天铜矿，但由于当时的地方当局无能力开采，只好暂被弃置。在行政上属于贵州的威宁州的铜矿，实际上也由云南府管辖，主要有东厂河、塘大厂和妈姑河等矿址。曲靖府的铜矿产量，一般都很少。永北厅主要矿址是有永北厂。四川会理州的铜矿也归于云南管辖，隶属于将军厂总局经营。
云南每年向朝廷奉献的铜，后期由于各种原因，而从上文提到的633.1万斤，而被重新确定为150万斤，锐减半数以上。云南省有时还难以达到这一额度，仅满足于交纳130万斤左右的铜。该省自留20万斤，供制造铜钱使用，铸币厂（机器局）每年又要取走1万斤。在东川府和披纱坡，每年也提取20万斤铜用来铸币。由此而致使云南每年直接奉献皇帝的铜只有100多万斤了。
至于云南的金、银、铅和锌等，实际上很难确定它们各自的矿址，因为它们大多是共生矿和伴生矿，于同一矿点开采多种矿藏。它们主要分布在云南的2个府：东川和曲靖，还有贵州的咸宁府。
云南的煤主要产于弥勒县和北山山脉中。当时每车（约180公斤）煤的价值仅仅50文钱。这种煤与在蒙自和大厂采掘的煤十分相似。没有煤，当然就不会有云南那样发达的冶金业与铸造业了。
云南的任何矿石都不能以私人方式交易。即使由私人开采的矿藏，也要受到由矿务局派驻官吏们的严密监视。矿务局以它自定的低廉价格收购采掘到的全部矿石。在交纳完了各种配额之后，矿主们才可以按不同价格出售其多余的矿石。1897年3月间，云南省矿务局的官吏们以每100斤付9.2两白银的价格，向派驻矿山的官吏们采购铜，然后再以每100斤售13-18两白银的价格向私人出售其多余的铜。此外，根据官吏的采购与销售，每斤铜的实际重量也变化不定。清朝有意地设立了市两、海关两与矿山量等不同的衡制。该官吏以每100斤付2.586两白银的价格采购铅，然后再以每100斤付3-5两的价格转卖给私人。以每100斤付2.856两白银的价格采购锌，然后再以与铅相同的价格出售给私人。价格取决于金属的质量及其纯洁度。个旧锡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
法国里昂商会考察团于1895-1897年对云南考察时，特别考察了三家厂铜矿。过去在该地区还开采过其他铜矿，但自回民起义后却不再被开采了，坑道已经坍废或被水淹没。那里在河流下游曾有3座铜矿；在其上游也有一座已被遗弃的黄坡矿。所有矿石都被运往三家厂加工。当时三家厂共矗立着3座熔炉在冶炼铜，而在过去却有4座熔炉。自从在当地停止采矿以来，仅有一座熔炉便是可以处理采掘的全部矿石了。三家厂的年产量为7-8万斤铜（42吨），它们均被云南府派驻矿务局的官吏采购。该官吏以每担铜9.2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但只向矿主支付8两。每个矿点只雇佣20-30名矿工。有人在采矿，有的人则将矿石运输到地面。还有一部分人在选矿，将含量达不到20-30%的非富矿矿石扬弃。每名采矿工每天生产50斤精选矿石，每名运矿工则每天运输近120斤矿石。云南的铜矿主要是氧化铜矿和含黄铁的铜矿。矿长的月薪为1.5两白银，普通工人为1.2两。此外，他们还根据习惯而享受食物的供应。他们在井下的照明设备为锡制油灯小灯盏，每天在井下停留到灯油耗尽为止，每月灯油耗银4两左右。
铜矿的处理一般要持续工作3天。其矿石筛（栅栏）一般为1.60×1.20×1.40m，互相重迭起来。每个筛子中盛放4000斤矿石和2000斤木料。每道操作工序都要支付800文钱。根据矿石的质量，要求对这种筛滤矿石的操作重复一次或多次。
工头在每道工序中取0.40两白银，9名工人各获160文钱。熔炉本身就价值50两白银，风箱价值15两。优质铜矿每4000斤能提炼粗铜1500斤，劣质矿石就只能炼得500斤了。但这种粗铜，经精炼后也只能剩85%了。精炼工序则必须在云南府完成。铜矿的组织工作也别具一格，当地有一名自云南府派驻的官吏。他在监督生产的同时，又向矿主采购铜矿石。矿务局以每担铜（清政府规定，矿山的"担"相当于110斤）9.2两白银的价格向他采购，运输费由矿物局承担。这种价格在云南全省是统一的。当地官吏却强行规定每担的重量为120斤，而且又只付8两白银的货价。因为该官吏与矿山的承包商暗中勾联，而承包商同时又负责冶炼铜的工序。工厂的主人对于每道操作程序都提取0.3两白银。承包人每12人左右组成一个行会，他们向矿主（地主或最多的矿主）为每道工序交纳10%的成品铜。经营人还必须为每炉铜向工厂主人交纳0.3两白银。
当云南省的矿业处于繁荣昌盛的巅峰时期，官吏们的行为就如同是"向矿工预付资金"一般，在矿石尚未被采掘出来之前，就购买了他们的产品。但当形势有所变化时，官吏们只会用现金来购买现成产品，而不会预付了。这也是云南省矿业后来衰落的原因之一。该省贫困的居民根本无法为开矿提供第一笔资金，只好让财富沉睡于地下。从而使三家厂的铜产量从盛期每年的27万斤，锐减到了1897年左右的4-5万斤了。
云南个旧锡矿的苦难，也曾导致过矿工们的骚乱。19世纪下半叶，云南临安（建水）回民起义中，便有许多个旧矿工。直到1902年，法国驻印度支那总督派遣石瓦依（Gervais Courtellemont）和巴黎外方传教会会士鲍神父（Bonhomme），对云南省从南到北和从东到西考察时，他们从北圻（东京）经云南到达西藏，然后又从缅甸经云南到达四川。他们于其《云南游记》 中曾有记述：
"蒙自城也如同中国的所有城市一样，由一道城墙护卫。其城门于夜间紧闭，那些平静的居民自以为，如此便可以避免夜间发生入室抢劫行为。因为那些在不同程度上都是饥民的个旧锡矿矿工，有时可能会发动此类袭击。个旧锡矿工的总数在3万人左右，他们形成了对蒙自的一种长期威胁。个旧锡矿的这批矿工，由于罢工频繁、心情愤愤不平和起义，而在形成了小业主和工匠群体中的一种罕见的例外。这是由于在整个云南省，蒙自是惟一一个受到人民起义威胁的地点。法国驻昆明领事兼驻蒙自领事方苏雅（A·Fran?ois）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他反对为蒙自这座欧式城市的建设制订一项全面的规划方案，以保护蒙自免受个旧矿工骚乱侵犯的可能性。经蒙自而运输大锡、鸦片、盐巴和中药的贸易潮流，具有相当大的活力。尽管该城人口稀疏，但它却成了云南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因为它是自红河运入和输出云南商品的必经之路。那里要定期接受大清帝国海关官员的检查。大批骡子商队将商品自曼耗运入蒙自，然后再由其他商队转运往滇北或滇南。由蒙自开关并作为云南商品的集散地，主要是由个旧锡矿造成的" 。
从16-17世纪起，欧洲分别在德国人、列日人（后来的比利时人）和英国人的影响下，大力发展和改进冶金技术。其具体成功主要表现在铸炮技术方面，冶金术于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西方铸造的红衣大炮曾帮助耶稣会士们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也导致了满洲人的胜利，更有助于日本国最终接受荷兰人。但中国人的冶金术却僵化于其古老的和在不同程度上是礼仪性的工艺中。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中，对于开矿又有许多禁忌，如害怕掘地伤害生灵、亵渎宗教等。他们的宗教信仰认为，地下世界也遍布神灵，以开矿而扰乱它们是很危险的。所以，西方在高速发展开矿冶金术的同时，中国却在沿袭旧规，故步自封和裹足不前，而且两种工艺之间的交流也并不频繁和密切。这样一来，反而由西方向中国输入金属了。当然，这些金属也并非是由欧洲所产，而是于他们的殖民地中或在其他地方生产的。欧洲人最早输入广州的金属是白银和铅，其后又有锡。这样一来，中国的个旧锡在法国人的控制下出口的同时，中国广州又在英国人与荷兰人的要求下开始进口锡了。中国人必须消耗大量的锡。因为他们要用锡来制造器皿，而且还用锡合金来制作"蜡烛"。中国人将锡打制成很薄的锡箔，再粘贴在纸片上，然后再向信徒们出售，以焚烧而祭悼亡灵，或者是祭祀神灵，或作其他宗教或迷信用途，其中的大部分就这样化为灰烬了。英国人商船中经常大量装运锡，美国学者马士已对此作过详细统计。这些锡均来自巽他群岛、班加岛和苏门答腊。那里每年大约产锡1500吨。锡的另外一种用途是用铅、铜和锡合金而制造铅皮（其中只含有不足5% 锡），作远洋运输茶叶的外包装使用。荷兰人试图炫耀性地保持这种产品的垄断权。
中国大量出口茶叶，如在1814-1833年间，中国通过广州海关出口的茶叶数量就已经很大了。如下表所示 ：
年代 吨位
1814-1820年 296885
1821-1827年 333977
1828-1833年 360659
中国出口的茶叶量快接近天文学数字了，这就必须会使用大量茶叶的外包装铅皮（铅锡合金）和内包装锡箔（合金）。如果按120公斤茶叶为1箱（担），那就合600多万箱。其内外包装所需要的锡已经相当多了。云南锡显然无法满足如此之大的需要，只有依靠从马来亚-印尼方面进口锡了。
但那些在巴达维亚（Batavia，雅加达）和巨港（Palembang）经商的中国帆船也使用它们。那些经由马六甲海峡的欧洲船舶，特别是从印度始发的英国船，都会用鸦片而与马来人交换铅皮。荷兰东印度公司曾强迫班加素丹签订过一项协议，要求素丹以每1000镑锡27弗罗林（florin，英国两先令的银币名）的价格，向东印度公司提供其全部铅皮产品。这就相当于每吨铅皮价值47英镑。但荷兰东印度公司必然会设法将它们转卖给英国人，英国人接受为每担铅皮支付18个皮阿斯特（piastre），折合为每吨价值67.10英镑。由于中国出口茶叶数量巨大，所以各国东印度公司将这种铅皮锡输入中国的数量，在18世纪期间增加了3-4倍，从1740年或1750年左右的5000-10000担，猛增到1760年间的3万担左右。这种发展甚至鼓动英国人于30年之后，向广州市场输入了法国科努瓦耶（Cornouailles）的锡。
各国东印度公司输入铅皮和锡箔的数量 ：
年代 1750年（担） 1764年（担） 1768年（担） 1771年（担） 1772年（担）
荷兰人 9768 28971 20876 24519 7035
英国人 4905 8670 19238
法国人 154 240 117
丹麦人 274
除了英国经营的锡之外，还有中国的"白铜"（toutenague, pacfung），也被称为"中国锌"，实际上是由铜、镍、锌和锡根据不同比例而制成的合金，主要产自中国的陕西和云南两省。"白铜"的学名pacfung，事实上出自"白铜"的粤语发音pak-toung之讹变；其toutenague一名，可能派生自马来文tutiyu nak，但也有可能出自葡萄牙文。事实上，"白铜"主要是掺了铜的锡，锌并非其基本成份，也可能加入了铁和铅等元素，其中也含有使铜白化的铋。马士于其《东印度公司编年史》中，多次提到西方多国东印度公司成船或成舱地运输白铜。各国官府本来都禁止出口白铜，因为它们害怕海盗们用白铜来制造子弹。但几乎所有的外国船舶都装载白铜。至少在开始阶段如此。因为这种金属的发展史与锡或铅皮完全不同，它在18世纪上半叶的产量就开始下降了。英国人于1690-1700年间，每船装载400-800担，甚至多达3000担。他们的这种出口于1715-1730年间，便稳定在250-300担之间了。惟有驶往印度的船舶例外，其他船舶的运载量往往都相当多，如1722年的艾尔斯号（Eyles）和沃波尔号（Walpole）船各自装载3700担，而1732年的康普顿号船（Campton）装载了3500担 。稍后，这种产品又被用于平衡船舱的压船不足，有的商船也装运得很多，如荷兰船有时还会装载1500-3000担。荷兰人于1737年装运过1486担，1764年为377担，1771年为1228担；法国人于1737年运输600担，1758年为3450担；瑞典人于1741年运输1800担 。白铜运输量的锐减，是由于广州金属价格猛涨造成的。这也是由于个旧锡无法满足中国需要的后果。
实际上，茶叶桶内外包装的原料猛增，英国人和荷兰人从马来亚与印尼大量向中国输入含锡产品，这一方面与英、荷、法殖民主义者竞争有关；但另一方面，又是英、荷垄断茶叶贸易的结果。他们从自己的殖民地运来锡，制成锡箔和铅皮，装载了中国茶叶之后，自行运走。这当然也反映了中国锡产量的供不应求，但另一方面又与中国锡产量关系不大，是英荷两国"自产自销"造成的现象。
锡箔的另外一种用途是作为高档香烟的内包装，即民间所说的"大锡包"香烟。香烟业使用锡箔的数量也是很大的。但中国从来都不是一个香烟出口国，进口香烟使用的都不是中国锡。故本文不再论述了。
由此便可以洞悉支配中西关系的深刻机制，也就是支配中西贸易节奏的脉搏。铜是其中的最大原动力之一，也就是欧洲80多年间在亚洲从事贸易的一大原动力。但在这方面，第一角色应归于日本，中国属于第2位。锡于其中也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中国湖北、贵州、四川，尤其是云南的铜产量，在传统上就很难满足于中国自身的需要。云南的铜是自元代起开始采掘的。当清代着手增加铸钱量的时候，这种供不应求的矛盾就更为突显了。清朝从1644年起，便在北京设立了两家铸币厂，并随着其统一中国的步伐而使各省的铸币厂重新恢复了活动。因为在明代，随着货币白银化和宝钞的发行，铜钱已经不多用了。由于云南铜的发现，在清代又形成了一个"铜钱的时代"。到1670年左右，大清帝国就深感铜的匮缺了，从而开始从日本进口铜。正是云南的铜"革命"才挽救了中国的货币形势。云南铜产量的增加，既不是某种运气所致，也不是出于技术上的发明创造，而仅仅是利润机制的作用。清政府于1724年决定恢复云南开矿的自由，只保留铜矿向政府交纳20%的产品的要求。这样一来，云南铜从1724年的1万担猛增至1727年的3万多担。到1738年，云南省除了满足于自身的需要之外，还向北京铸币厂供应4万担铜。3年之后，便可以提供6.3万担。到1752年，清政府由于拥有了充足的铜，故除了增加铸币的速度之外，又一次使铜钱升值，使其重量增加14%。大清货币经济的兴衰，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云南铜产量的增减。
三、继承大锡文明，拓展大锡之路
云南个旧，本为一座小小的偏远山城。但它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却以"锡都"的桂冠而大名鼎鼎，在国内外的大锡之路上扮演了重要角色。自清代以来，尤其是自法国人根据《中法协议商务专条》而于1889年在蒙自开关，再加上1901年滇越铁路建成，1915-1936年建成个碧石窄轨铁路以来，个旧的"锡都"地位，便变得无可动摇了。个旧的锡、东川的铜、大理的石头变成了云南的三大"硬件"。云南全省，特别是个旧及其周边地区的铜锡不但支撑过大清王朝的江山，而且也是西方列强觊觎的肥肉，成了中外贸易中举足轻重的商品。所以，个旧地区成名在于大锡，成功在于大锡，发展依然在于大锡。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未来，个旧这个中国"锡都"的地位品牌，尚不可动摇，也不会落入他人名下。个旧除了大锡之外，还有大锡的多种伴生矿和共生矿。若没有了锡铜业，个旧市很可能会变成了一个极其普通的山庄，失去其昔日的名望和地位。个旧也有着自己的特色种植业。这一切都是发扬光大个旧以锡文化，促进多业兴旺的基础。
个旧的旅游业，已具有了某些有利条件，但要想在旅游业和其他"第三产业"方面做大做强，目前条件尚不成熟。况且，中国的旅游业，已经表现出了严重泡沫经济的征兆，出现了破坏性经营的苗头，我们不得不防。
个旧是一个生产性城市，它是因锡矿和其他矿藏的开采、冶炼、铸造和营销而发展起来的。生产性城市的功能，与消费性城市是完全不同的。它不能把过多的精力放在追求消费和服务业上，而是要使各行各业，都为自己的主业服务，即为矿山和矿工服务。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甚至连昆明的发展模式，恐怕都不完全适用于个旧。个旧更多地应该参照河北唐山、山西大同、河南平顶山、辽宁鞍山、甘肃武威、四川攀枝花、湖北十堰这样一些以某种产业为中心而形成的城市，更多地借鉴它们的成功经验，吸取它们失误的教训。当然，个旧所在的红河自治州是我国民族自治州中的一个综合条件非常优越的地区，其经济和文化发展始终名列前茅。这就免除了发展大锡生产的诸多后顾之忧。
当然，个旧锡矿也与世界上的许多老矿区一样，面临锡矿储量下降的困难。不过，"锡都"的品牌效应、其无形资产是难以估计的。这也不是个旧一家面临的难题。事实上，世界上许多重要的冶炼和铸造中心，并不与采矿中心设在同一地。通过输入原料，而赚取增值利润，是世界上许多冶炼铸造中心的经营手段，采矿企业与冶炼企业都单独经营，相距遥远，甚至是跨国和跨大洲经营的。上海宝钢于其钢铁公司附近，并不出产一块铁矿石，但却成了我国最大的钢铁企业之一。随着世界产业分工的细化，资源交流的骤增，这种矿、冶分离的现象会越来越多。这也是现代国际化大生产的必经之路。
从输出锡锭到输出高附加值的锡产品，特别是销售高科技的畅销锡产品，形成产业链，建立供销网，这一切就是在建筑新的大锡之路。
今天的经济和文化发展，必须要克服短视行为，寻求持续发展之路，避免竭泽而渔的破坏性经营，发展地方优势，尊重天人合一的自然法则。近几年鼓噪的"产业化"，在许多行为都遭到了失败和被严重扭曲（教育、医疗、体育、科研、文艺创作、演出市场等）。理论造假严重，模糊理论横行，寿命不超过一年半载的"新理论"批量生产，造成了一种繁荣假象和严重误导。但个旧的大锡生产实现"产业化"却是一条康庄大道。锡锭永远不会泡沫化，它永远是拿起来沉甸甸，放下去铿锵有力。我们的祖先用锡铜铸鼎，我们也要用大锡铸成新的九鼎。
